1978-1994年工业化浪潮，承包制改革是基本推动力，也影响中央地方关系。

一、财政包干制

包干是中央的“分权”。中央“包”给地方收支总数，赋予了地方配置物资、管一理企业权限，“块”不再被“条”分割。

财政包干的三个阶段：

（1）80-84年，试行。江苏试点，“固定比例分成”。广东、福建“大包干”。

（2）85-87年，过渡。“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五年不变，地方增收动力。 （3）88-93年，全面推行。“分灶吃饭”。

包干形式有四类，对激励作用越来越强：

（1）总额分成，分成比例每年变化；

（2）固定比例分成，一定几年不变；

（3）比例上解或者比例补助。

（4）定额上解或定额补助。

广东最早实行“大包干”，发展速度最快，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放水养鱼”竞争。

二、地方经济发展

税收体制与财政包干体制，推动地方兴办企业，加快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

地方可获得超包干基数财政收入，还可通过乡镇企业获得预算外收入。

“利改税”改革，财政收入主要变成税收，税收是包干基数承包的主要部分。超出基数越多，地方留成就越多。

企业所得税按照隶属划分，流转税按照属地划分（主要税类，占大头）。流转税，不论企业是否有盈利，只要有销售收入，就可征收。

流转税包括产品税（依据是销售收入）、增值税（对增值部分征税），对于地方，流转税量大且易征收，只要多办企业，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就能双增长。所以，地方更关注企业规模，不太关注企业盈利与否。

三、国有企业改革

国企渐进改革，从利润分配、经营体制改革，到产权制度改革。

第一阶注重增强活力和转变经营机制，通过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和税制改革。

1983年“利改税”以后，财政收入税收比重大幅上升。征税后利润全部为企业留利。

1987年开始，推行企业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两个制度设计“含税承包”“税前还贷”。 承包制增强企业活力，但提效存疑。利润率下降，所得税没有增长，流转税增长明显。 企业规模与流转税同步，在财政包干下，企业规模扩大是税收增收主要途径。

企业规模是地方主要关注点，效益相对次要。

四、中央一地方关系变化

（1）形成以“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地方承包，讨价还价。

（2）中央变成委托人。一定程度“政企分开”，地方和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

（3）地方“放水养鱼”，向企业“注”水。

包干制下，财政收入占GDP，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两个比重”迅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