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路转进迷宫般的单行小巷中，左转右转几番周折，我终于来到了要找的小区入口。我停好车走了下来，看到一个戴着白色棒球帽的老人正站在露台上卖力地喷洒除草剂。他扶着腰站起身来，准备换一个角度继续工作。

他转身时看到了我，我不好意思地赶紧走开，因为自己一直在盯着他看。这四周都是一排排停在石板路上的房车，黄、蓝、棕各种颜色，由于久经严冬都已经斑驳脱色了。今天是个难得的晴天，我能听到在附近徘徊的海鸥发出的叫声。沿着小区里一条还没有铺好的小路，我远远地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地。在一个小小的棕色平房外站着一个男人，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显然在等人。他的脸朝向另一边，于是我放缓了脚步，并没有急着上前打招呼。

突然，那个男人朝我的方向转过来，问道：“是海伦吗？”我有些紧张地向他笑了笑，点头示意。

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格雷姆57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他的脸上有不少雀斑，有些沧桑，下巴上留了一层几天没刮的胡碴，发际线也整齐地向后退去。他穿了一条运动裤和一件紧紧包住脖子的厚帽衫。在前院的草坪上，停着他心爱的栗色捷豹跑车。我还知道，他的两位前妻都住在小区里的某处，而且他和其中的一位仍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跟他走进他的移动式小屋，门廊上和地毯上都有股烟味。他带我穿过一个窄小的走廊，指了指褪色的皮沙发。

“随便坐吧。”他的声音是一种意外的轻柔的西部乡音。

“好的，谢谢。”

我坐下来，试图表现得得体一些。但他刚走进起居室，我就单刀直入地说：“所以，你曾经认为自己已经死了。”

如果这本书只能描写一个大脑，我就会选这个认为自己已死的大脑。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病是在2011年采访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的时候，那时他被《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当时我们都在圣地亚哥参加神经科学年会，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会议之一。十分难得的是，我得到了当面采访他的机会。

而且幸运的是，拉马钱德兰如约而至，要知道他的记性是出了名的差，于是我很快把他带出了媒体采访室。我们走到旁边的走廊时，他提议我们可以随便聊聊。于是我们边走边聊了起来，他对我说：“你听到过有些病人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死了吗？他们声称可以闻到自己的腐尸味，不过他们并不想自杀，因为反正自己已经死了。”

这就是他所谓的闲聊。我惊讶地看着他。

“是的，”他边说眼里边放光，“这听起来确实挺吓人。”

活死人的传说其实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据说维京人死后就会变成僵尸生物，甲尸鬼则是北欧神话中的不死生物。但拉马钱德兰所说的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临床病例：这种死亡错觉被称为科塔尔综合症（Cotard’s syndrome），有时也被称为行尸综合症。

医学文献很少提到科塔尔综合症，但凡提及都会认为法国的神经病学家儒勒·科塔尔（Jules Cotard）为这种病症之父，他在19世纪80年代首次描述了该病情，后来这个病也以他命名。

相传科塔尔年轻的时候性格就已经非常“严肃而深刻”了。[1]完成巴黎医学院的课业之后，他很快和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成为至交。后人认为正是这段友谊促使他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864年，科塔尔成为巴黎医学教学中心萨尔佩特里尔医院的一名实习生，该医院以培养了许多世界著名的神经病学家而闻名。在那里，他成了“一个对医学充满激情的学生……醉心于研究各式各样的精神病症”。[2]

科塔尔在普法战争期间服过一阵短暂的兵役，之后就回到家乡的一个精神病诊所工作了几年，后来他在人口密集的巴黎近郊梵维斯开了自己的诊所。在那里，他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精神性疾病，其中科塔尔对重度妄想症尤为感兴趣。就在那时，他首次描述了这种产生“虚无妄想”的患者，他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忧郁执念，患者认为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或者整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甚至否定自己的存在。1882年，他在《神经医学档案》（Archives de Neurologie）一书中专门用一个章节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病情。“患者，”他写道，“认为自己没有内脏、没有大脑、没有头颅，他们不再进食、不再消化、不再穿衣服。事实上，他们会坚决拒绝食物，还常常会保留自己的排泄物。”[3]

他还提到，有些患者会认为他们自己的理性官能已经坏了，变得智力低下，无法进行思考，也丧失了逻辑能力，有的患者甚至会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智力。而有些妄想症则涉及他们的世界观，在这些情况下“患者会臆想自己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国土，整个巴黎被摧毁，世界也不复存在”。

迄今为止，被确诊的科塔尔综合症不超过100例。而科塔尔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在自己的讲座和论文中至少提到了5个以上的病例。

在科塔尔的病人中，其中有个名字极具异域风情的“法国少女X”。当X小姐被问到她怎么称呼时，她说自己没有名字。如果进一步询问，她就会说自己曾被称为凯瑟琳，但她拒绝回忆自己到底是怎么失去这个名字的。她还说自己没有年龄，也从没有过父母。当科塔尔问X小姐和其他的患者，他们是否有头痛、腹痛或任何身体不适时，他们都会说自己“没有头，没有胃，没有身体”。

科塔尔还提到了C夫人，她声称自己已经没有喉咙了，也不再有内脏或血液。C先生（似乎与C夫人没有关系）则拒绝穿衣服，因为觉得自己的整个身体跟坚果没什么两样。A先生坚信自己没有阴茎，没有睾丸，实际上“完全不再有任何身体”。[4]

在我着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时常想起拉马钱德兰提到的这种病症。我向几位医生打听他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病情。但只有极少数的医生听说过，而且他们认识的那些患者要么已经死亡（是传统意义上的死亡），要么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精神护理院里没有康复。

然而突然有一天，格雷姆出现了。他之前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神经病理学家亚当·泽曼（Adam Zeman）的病人。泽曼医生告诉我，他曾治疗过患病多年的格雷姆，而病人现在已经“身心俱佳”，并乐意接受我的采访。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和格雷姆的精神科医生取得了联系并得到批准，我顺利获得了格雷姆的联系电话。于是就这样，我驱车来到几英里之外的地方，坐在沙发上听这位中年男子冷静地谈论起他不久之前的那次死亡体验。

“所以，你曾认为自己已经死了。”

“正是如此。”格雷姆边说边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看起来相当自在。

在20世纪90年代，格雷姆就住在这间平房里，但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他那时有两个孩子，也只有一个前妻。他曾在一家为英国某区提供饮用水和二次水的公司工作。他是一个合同工，负责安装水表。他那时正在经历第二次离婚，越来越消沉。他不再去上班，也不见自己的朋友了，而是经常一个人待在家里。终于有一天，格雷姆拿着一个插着电的吹风机躺进了放满水的浴缸里。

“是发生了什么事件，最终让你受不了？”我轻声问道。

“并没有，也许就是我的情绪太低落了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会低落到那种程度。我其实不太想回想那个过程。”格雷姆答道。

没人知道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格雷姆只记得在惊慌中他给自己的兄弟马丁打了电话，然后马丁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格雷姆在医院住了几周，最初医生诊断他为严重抑郁并给予相应的治疗。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格雷姆的抑郁症竟然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症状。

“你住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格雷姆说：“我就是感觉到自己的头脑中一无所有了。我当时很确信自己没有大脑了。也许是因为我在浴室的时候做了些什么。我感到那里面空空如也，只是一个空的头脑。”

“然后你就这样对医生讲了？”

“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没有大脑了。”

格雷姆的这种感觉持续了很久，而医生们一直在试图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试着跟他讲道理：“格雷姆，如果你没有大脑的话，你怎么能走路，怎么能坐在这里跟我说话呢？”对于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格雷姆和他的医生一样困惑。

“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他说，“我的大脑就像是一块不再能吸水的海绵。”

他一一列举了伴随着这种死亡感的各种感官失觉：“我没有任何想法，也体会不到任何情感。我什么都感受不到，也闻不见任何东西，同时丧失了味觉。即使我最爱的香烟也不能让我觉得嗨，要知道我从12岁开始就一直在吸烟了。我就这么轻易地把烟戒了，要是平时我肯定会像全身爬满了蚂蚁那样坐立不安。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感到高兴，我甚至不记得高兴到底是种什么感觉。我只剩下一个空空如也的头脑了，我甚至说不出为什么，但我就是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大脑了。”

“而你当时从没想过，‘嗯，我知道自己肯定有大脑，因为我还坐在这儿呼吸’？”

“没有。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得通。我不知道为什么大脑死了自己还能呼吸或说话，但我知道它确实是死了。”

这就是医生们面临的难题。格雷姆可以发声、呼吸、行走，却无法从这些过程中体验到活着的感觉。那到底怎么才能说服他还活着，尤其在他完全不这么想的时候？格雷姆的医生尝试了各种药物治疗方案，为他开了抗错乱和抗抑郁的药物，但收效甚微。扫描显示他大脑的解剖结构正常，而心理疗法也不起作用。

“这一切只是反复强调了我已知的东西，”格雷姆说，“我告诉医生我的大脑死了，随便他们怎么自圆其说。”

就这样，事情陷入了僵局。格雷姆不打算说服他的医生们他已经死了，但医生们也不能说服格雷姆他还活着。所以最后大家达成一致，让格雷姆回家，但他需要社区护士和兄弟的看护。

格雷姆指着沙发。“我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他说，“整天整天的，连续好几个月。我没有任何想法，不想做任何事，说任何话，见任何人。我只是盯着那堵墙，像个植物人。不知怎的，我的身体还没意识到大脑已经死了，但我自己知道。现在想一想，真是太可怕了。但那时真的就是这样想的。”

真的就是这样想的。我闭上眼睛试想了一下这种令人不快的可能。“那你当时是怎么应对的？”我问道。

“我还能做什么？”格雷姆说，“我已经死了，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虽然科塔尔确实对格雷姆这样的患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把这种病以他命名可能是医学界的一个失误。在巴泽尔·克拉克（Basil Clarke）撰写的《英国早期精神障碍史》（Mental Disorder in Earlier Britain）[5]一书中，他提到过荷兰医师勒维努·莱姆纽斯（Levinus Lemnius）的工作。他描述了莱姆纽斯的一些患者，其中一位与格雷姆非常相似。那么几百年前的莱姆纽斯会是首次描述这种病症的人吗？

为了找出答案，我走访了剑桥大学的珍稀书籍馆。这是一个很大却异常安静的房间，只有偶尔铅笔画过纸张的声音——这里严格禁止使用钢笔。当我来到图书馆时，我申请的图书已经准备就绪了：1581年印刷的皮革小册子，由勒维努·莱姆纽斯写作的，书名为《面相的检验标准》（Touchstone of Complexions）。[6]

按照指示，我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本有年纪的书来到后面的一个房间，放在天鹅绒布的支架上。我希望在这本有些褶子的旧书中的某个地方，可以找到格雷姆的病症。

无论怎么看，莱姆纽斯以现今的标准都称得上是位畅销书作家，他曾发表过有关占星术、长寿和神秘主义宗教的各种著作。《面相的检验标准》是一本早期的大众科普读物，书里描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疾病及其发生的原因，并声称包含了“最基本的规则……每个人都可以试着控制自己的身体，包括外在的生活习惯、性格和体质，以及内心的想法、情绪、倾向和欲望”。[7]

如果莱姆纽斯知道行尸综合症，他肯定会把它归咎为体液系统的失衡——这是那个时代对医学的普遍理解。事实上，这本小皮书的主题就是介绍这四种体液——黑胆汁、黄胆汁、血液和黏液，以及阐述它们对保持机体平衡的重要性。

在书的最后一章中，我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之前的章节里，莱姆纽斯已经谈到了大脑并且讨论了几种类型的抑郁症，着重讨论了一些被称为“拥有忧郁灵魂”的患者。他选择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进行研究。“某位绅士极度痛苦，他陷入了自己的臆想之中，”他写道，“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了，而且自己也接受了这一点。”

这位绅士的朋友和熟人用了各种办法试图让他恢复正常，但不管是规劝还是责骂都不起作用。他对所有人的劝说都不予理会，而且拒绝了所有的食物，因为他确信自己已死，“而这种状态下自己不需要任何食物和营养”。

这听起来确实很耳熟。医生们曾试图让格雷姆吃东西，但他回答说没有这个必要。要不是他的家人每天都强迫他吃些东西，他根本不会吃任何食物。

而在莱姆纽斯的小故事中，这位绅士拒绝所有的帮助，最后可以说是真的要走向死亡了。这时他的朋友们想出了一个妙计，他们穿着裹尸布——就是用来缠在尸体上的布料，坐在他的客厅里，桌上摆着各种食物。当他看到自己的朋友们时，这位绅士质问他们是什么人，在自己家里干什么。他们回答说他们都是死人。

“什么？死人还会吃喝吗？”

“对啊，”他们回答说，“你不信可以坐过来一起吃，亲自来证实这一点。”[8]

看来这种特别的逻辑是非常成功的，这位绅士开始好吃好喝。不过遗憾的是，莱姆纽斯并没有在书中提到他最终是否康复。

而在格雷姆的小屋里，我给他讲了莱姆纽斯的故事。这似乎让他想起了伤心事，他说他欠自己的家人很多，尤其是他的兄弟马丁。

“那段时间，他会确保我每天都吃东西，”他说，“他现在仍然每天都来看我，以确保我没事。当时他看到那样的我心里一定很难受。”（之后我想和马丁谈谈，听他说说格雷姆生病之后的事，但他拒绝了。）

我问格雷姆他的朋友中有没有了解他病情的。

“没有，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觉得跟别人说‘我没有大脑’这种话实在有点怪。而且我的哥们儿大半会说，‘我们早就知道了！’我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更不想到处跟大家说我已经死了。他们估计会觉得我疯了。”

在医学文献中鲜有关于科塔尔病症的案例记录，而这些研究报告往往会提及患者骇人听闻的经历。其中有位女士认为自己处在游魂状态，已经死亡但还没有完全离开人世，于是她把硫酸倒在自己全身，坚信这是摆脱自己肉体的唯一途径。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种状态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格雷姆没有再次尝试自杀呢？

“我也试图找出答案，”他说，“我确实考虑过。这听起来很可怕，但事实是，我觉得即使自己再次自杀，比如躺在铁轨上，或者把头放在枕木上……就像我对护士说的那样，‘我敢肯定就算卧轨自己的头也还在，也还能说话，因为我已经死了，所以火车不会再把我怎么样’。”

对于格雷姆来说，幸运的是，医学在体液学说的时代之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他患上了科塔尔综合症几个月后，格雷姆被转院介绍到神经病学家亚当·泽曼那里，正是他安排了我和格雷姆的见面。泽曼咨询了比利时列日大学的另一位神经病学家，他叫史蒂芬·劳瑞斯（Steven Laureys）。有一次，泽曼笑着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他对怪事特别感兴趣。”

“我怎么会不记得，”当我向劳瑞斯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那可是唯一一次秘书对我说‘你必须马上和这个人见面，因为他说自己已经死了’。”

如果只能选两个人来攻克这个难题，那一定非他们莫属：泽曼和劳瑞斯。在劳瑞斯的学术生涯中，他进行了一系列十分精彩的人类意识思维研究，其中有些结果可以说是出人意料。他的实验室致力于了解、诊断和治疗思维意识方面的患者。比如，他们发现一些被确诊为失去意识的植物人只是被禁锢在自己的躯体里，他们能够意识到周围的环境，却无法让外界感知到这一点。

2006年，劳瑞斯和他的同事阿德里安·欧文（Adrian Owen）发明了一项测试，用来检验看似植物人的患者能否听懂指示。他们会让患者想象在自己的房子里走动或者在打网球。这两种想象会让大脑产生截然不同的活动模式，而团队能够通过脑部扫描识别出来。他们的第一名患者是出了交通事故的23岁女性，虽然符合植物人状态的所有标准，却能够根据要求产生两种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后来他们发现，尽管她无法移动，却能够意识到周围的一切，因为当她利用两种不同的想法（想象在房子里走动或打网球）作为“是”或者“否”的标准时，她就能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9]

而泽曼的研究则致力于各种古怪的感知病症，比如癫痫引发的持久的似曾相识感。而最近，他在研究失眠引起的短暂失忆。当人们严重睡眠不足时，即使他们进行了一些非常高难度的活动，比如医生完成了心脏复苏手术，之后也可能完全忘记整件事。这两位神经病学医生见过的各种意识问题加起来，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竟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思维病症，毕竟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意识只分为有和无两种。但正如前文里所见，我们的意识思维在各个方面都可能出现问题。而研究意识的绝不是平庸之辈，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世界上最杰出的一群思想家，包括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在尝试解释这些问题。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我们的意识或自我认知，源于与身体协同作用的大量神经细胞的活动。理论上来说，我们能够绘制一幅详尽的神经活动图谱，然后根据这些大脑神经状态就可以解释我们所有的行为。举例来说，我们能够解释大脑如何产生记忆，如何集中注意力，如何分辨出颜色。这些都被科学家定义为简单问题。然而即使我们能够理解行为背后的大脑活动，我们仍然无法解决这个复杂问题：为什么大脑活动会赋予我们丰富的色彩和声音体验，或感到疼痛和欲望。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无法理解和描述自我意识的存在。

神经科学家阿尼尔·赛斯（Anil Seth）曾说过，如果我们想要揭开意识的谜题，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在一些介于“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之间的地带，来研究意识的某些属性是如何通过可测量的生物机制产生的。

例如，我们可以先界定有意识的大脑与无意识的大脑的区别。赛斯认为这可能与活跃神经细胞的数量无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位于后部的小脑比大脑皮层拥有多得多的神经细胞，但即使完全没有小脑也不会影响人的意识行为。2014年，一名24岁的中国女子因为头晕和恶心入住山东省济南军区总医院。她告诉医生大部分时间自己都不能自如地行走，而她的母亲说她直到6岁才能清楚地说话。医生扫描了她的大脑，马上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她的整个小脑都不存在。[10]

那么，如果与神经细胞的数量无关，大脑有无意识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不久之前，米兰大学的阿登纳·卡萨里（Adenauer Casali）和他的同事们开展了一项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用短波磁场来激活大脑。当被试者在麻醉状态或者无梦睡眠期受到脉冲磁场刺激时，刺激源周围一小段距离内的神经细胞就会产生活动。而当他们在有意识的人身上进行同样的操作时，大脑皮层表面的活动会传递得远得多。后来，阿尼尔·赛斯把这种技术称为敲脑听音。[11]卡萨里和他的团队利用这种技术制作了一款仪器，命名为“意识测量仪”，能用来测量人类或任何一种生物是否具有意识。[12]

科学家也在逐渐精确定位出那些产生意识的关键脑区。比如，一组位于大脑前端和顶端被称为额顶网络的结构，对意识的产生至关重要。这个网络可以进一步被分为两套：位于额叶和顶叶的外侧脑区与我们对外在事物的认知、气味、味道、声音等息息相关。而另一套网络分布在两个脑半球的内侧，与自我认知、体感知觉和心理意象等相关。当我们专注于外部环境时，就会观察到相关的网络变得活跃，而另一个网络活动降低。而当我们思考自我时，情况就会反过来。

近年来科学家们开始考虑，意识是否需要一个类似于乐队指挥的角色，负责控制整个意识行为的进程。这一想法的支持者之一是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他的学术生涯前期，克里克发现了DNA的结构，后来他一直致力于神经科学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在2004年夏天，他去世前几天，克里克还和他的同事——西雅图艾伦脑科学研究所的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一起撰写了一篇论文。文中他们提出这个假设：大脑需要一个指挥快速整合各种时空信息，来理解周围的一切。比如，一束花的颜色和香气、花的种类、某个特殊的日子等信息被整合起来，就产生了情人节收到玫瑰的意识体验。

两人认为，屏状核是胜任这项工作的不二选择：它是一个薄片形的结构，与各个不同脑区都有连接。由于屏状核埋藏在大脑的正中心，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有限。但在2014年，就职于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穆罕默德·考贝西（Mohamad Koubeissi）和他的同事在记录一位癫痫女患者的大脑活动时，发现他们的一个记录电极插到了她的屏状核里。

当团队用高频电脉冲刺激该区域时，这名女子失去了知觉。她在阅读的过程中突然停下来茫然地盯着空中，她完全清醒却毫无知觉；她对听觉和视觉指令都毫无反应，甚至连呼吸都减慢了。而刺激一旦停止，她即刻恢复了意识，而且对刚刚发生的一幕全然不知。在实验进行的两天里，每次他们刺激这个区域时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13]

然而我们很难说，一个脑区比另一个脑区对产生意识更为重要。我喜欢把这比作一辆汽车：汽车的行驶需要许多零件，某些部件比其他的更关键，比如我们肯定需要汽油、发动机和一把钥匙或者电子锁。也许汽车的这些部件就像是额顶网络和屏状核的神经细胞，缺少任何一个就会丧失意识。但汽车其他的零件可以让它更好地运行，挡风玻璃刷、方向盘、刹车，这些就像是负责控制身体、整合内外信息的各个脑区，使我们可以体验各种色彩和声音。而当汽车的这些零件出现问题时，我们虽然还可以开车，但会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格雷姆家里，一股污浊的烟味让我想起了他以前对我说的话。即使在他患病的时候，他仍然会偶尔抽支烟，虽然他不会再感到任何快感。

“就是想找点事做。”他说。

格雷姆说这句话时的态度，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不吃不喝，为什么还会想抽烟呢？除非你还有这种渴望。可能他的一些医生和我一样，会觉得不能把他说的所有话都当真。正当我有这种想法时，格雷姆卷起裤腿，给我看他的两条腿。

“全都掉光了。”他说。

“什么掉光了？”我有些惊讶地问。

“我的汗毛。我曾经有不少腿毛。”

“啊，现在你没有了？”我盯着他光溜溜的脚踝说。

“没了！全都掉光了，就像是被拔过毛的鸡。”

他停顿了一下。

“没准儿我应该成为一名潜水员。”他说着笑了起来，那是我那天早上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

“那医生说了什么？”

“他们没法解释。他们什么都解释不了。我一直跟他们说，我在浴缸里的时候可能把自己的大脑烧坏了，但他们就是不听。”

就这样，我相信了他所说的这一切。

而泽曼从一见面，就完全相信了格雷姆的说法。当我告诉泽曼自己曾对格雷姆有过短暂的怀疑时，他这样对我说：“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他。”

对劳瑞斯来说，则需要更多的证据。“他宣称自己的大脑已经死了，但当你与他互动时总觉得有点怪，会觉得也许他并不是这么想的。很自然地你会犹豫，怀疑他是不是在骗人。”

但至少两位研究人员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需要对格雷姆的大脑再做一次测试。如果确实有什么改变了格雷姆的自我认知，他们需要找到原因。

在列日大学的回旋加速器研究中心，格雷姆被放置在一台类似巨型白色甜甜圈的机器中。在那里，他们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分析格雷姆的大脑。这项技术一般被叫作PET成像，能够监测大脑中所有的代谢强度，也就是当时所有的细胞进程的总和。在清醒的人脑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活动。

“我们看到的结果出乎意料。”劳瑞斯说。

格雷姆大脑中大部分地区的代谢活动非常低，就像是在熟睡或者陷入昏迷的人那样。[14]

“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的脑部活动低到这种程度，还能像他这样走动，还能与人交谈。”劳瑞斯说，“而且我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这项研究。据我所知，能在醒着的人身上看到这种脑电波模式真的是非常不同寻常。”

就一个有意识的大脑应有的回声和活动量来说，这完全说不通。泽曼和劳瑞斯后来发表了一篇关于格雷姆的论文，标题为《死亡的大脑清醒的灵魂》。

虽然格雷姆的大脑解剖结构显示没有任何异常，但他的PET成像结果却不是这样。首先，他的额顶网络活动程度很低，而大脑的另外两个区域也存在着问题。

第一个是所谓的默认模式网络：这组神经细胞包括部分的额顶网络和一些颞叶的区域。当我们没有专注于任何事情时，我们的默认模式网络会被开启。这个网络与走神、做白日梦和反思等行为相关。它使我们能够为自己考虑，回忆我们的过去，计划我们的将来；它让我们能够思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比如说我现在可以闻到面包味，因为我几小时前启动了面包机。我能听到奇怪的咔嗒声，因为我的邻居正在DIY家具。我的背部疼痛，因为我的坐势不对而且已经弓着腰在电脑桌前工作了很久。我的世界一切正常，这都要归功于我的默认模式网络。而格雷姆的默认模式网络却没有尽到它的职责——这可能就是他的自我感知能力很差的原因。但他是怎么得出自己死了的结论呢？

大概你会认为要相信自己已死是件很困难的事，尤其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存在时，但很可能并非如此。大脑不喜欢混乱的状态。正如我们多次在书中提到过，当大脑面对冲突的信息时，它会努力去理解新状况，而且常常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反常的事件。比如我们在第6章中看到的橡胶手幻觉：当我们看到一把刷子抚摸橡皮手，而且我们的手也同时感受到同样的触感时，我们的大脑得出的结论就是橡胶手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大脑其实很容易自欺欺人，这在裂脑病患者中时有发生。裂脑是指连接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的组织胼胝体受损后产生的症状，通常是为了治疗重度癫痫而进行的手术切除。遗憾的是，大脑的某些能力只位于一侧。比如本书前文讲到，基础的语言技能通常是由左半球的某个脑区控制的。由于裂脑患者没有连接两个半球的任何神经，他们无法在两侧来回传递信息。因此，当我们只在他们的左视野中展示某些东西——这是在大脑的右侧处理的——他们就无法用语言表述出来，因为图像信息不能从大脑右侧的图像中心传递到左侧的语言中心。比如我们向左眼展示一张下雪的图片，右眼展示一只鸡，然后让人们选择两个相应的图像。这个经典实验中，裂脑病患者通常选择雪铲和鸡爪。但当被要求说出选择照片的原因时，他们的回答常常很奇特，他们会说：“我选铲子是因为我可以用它来清理鸡舍。”大脑的语言中心只知道右眼看到的内容——那只鸡，于是它为选择铲子编出了一个故事。由此可见，大脑是很容易编故事的，虽说它自己也是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些故事。

简单来说，格雷姆得出的自己已死的结论，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大脑面对这种全新的怪异体验，做出了最简单直接的解释。而他一旦得出这个结论，为什么不能无视这个荒唐的想法呢？要想做到这一点，格雷姆需要使用到评估信念的大脑系统。一些证据表明，这个大脑系统存在于右脑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格雷姆大脑的另一个活动程度极低的脑区。正如泽曼对我所说：“如果某人负责逻辑思维的脑区坏了，你还怎么跟他讲道理呢？”

我问格雷姆看到自己的脑部成像时有什么想法。

“我没什么想法，”他说。“我以前没见过脑部成像，也不知道上面显示的是什么，我只知道这说明我得了一种叫作科塔尔综合症的病。”

我们不知道这个诊断结果是否带给格雷姆些许安慰。虽然这说明医生确诊了他的病症，但并没有让他重新得到自我意识，甚至也没能给他提供应对方法。

他说：“这并没有改变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了的情况，这只是他们用来描述我的奇怪大脑的一个名词。”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格雷姆的大部分时间要么是在母亲的家里度过，要么就坐在自己的小平房里盯着墙发呆。他只会去一个地方：附近的墓地。他告诉我，有时他会在那里度过一整天。

“因为我觉得那是我该去的地方，你明白吗？”他说。

他会绕着坟墓走来走去，竭力想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有强烈的被下葬的冲动。

“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死亡的事。我想：‘反正我已经死了，也不会再有任何损失，不如干脆留在这儿。’我觉得在那里就像是回了家一样。”

那时格雷姆不止失踪了一次，担心他的家人们就会报警。每次他们都是在墓地里找到他，因为他当时只想一直待在这个属于死者的地方。

就在那时，欧洲的另一端有个人和格雷姆同病相怜。她是一位刚刚被送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医院，一直在尖叫的中年女士。我们就叫她玛丽吧。

医生和护士都无法让玛丽平静下来，而她也不肯告诉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玛丽的医疗记录显示她有肾衰竭的病史，而且最近为了治疗带状疱疹而注射了阿昔洛韦。最终医生们决定对她进行透析，来清除在血液中积累的可能导致她疼痛的毒素。一个小时后，玛丽可以说话了。她说自己心烦意乱是因为她很肯定自己已经死了。医生试着安抚她并且继续做透析。两个小时之后，她说：“我不太确定我是不是死了，不过我还是感到很奇怪。”又过了两个小时，这位女士告诉工作人员：“我很确定自己现在没死……但我肯定我的左胳膊不属于我。”24小时之后，她的虚无妄想症完全消失了。[15]

玛丽的经历引起了瑞典药理学家安德斯·赫尔登（Anders Helldén）和他的同事托马斯·马登（Thomas Madén）的关注。赫尔登说，他最先注意到其他几例暂时性的科塔尔病例，都是在肾衰竭的患者中出现之后又缓解的。他查阅了瑞典的医疗记录，发现在过去的三年中这样的病例有8起。他们都是类似的病情——不同程度的肾功能衰竭，药物治疗的过程中将阿昔洛韦直接注射到血液中。也许你以前就听过这个药，阿昔洛韦是治疗唇疱疹的一种常见药。

当这两位药理学家针对这些患者采集的血液样本再次进行分析时，他们发现了高水平的CMMG，这是一种在分解阿昔洛韦的过程中人体内产生的大分子。这些患者大多数也患有高血压。

我问赫尔登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认为，CMMG引起了大脑内动脉血管的收缩。”由于受这种血管收缩的影响，大脑就不知怎的使患者产生了一种暂时性的想法，认为自己已经死亡。

我问泽曼，我们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格雷姆的病症是由触电伤害引起的。虽然这两者的时间实在是太巧合了，很难相信其他的可能，但我明白对科学工作者来说，这种程度的相关性并不能说明什么。

泽曼认为还不能确定原因：“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比如事发前后的大脑成像，我们很难说是他的自杀行为导致了妄想症。”

我很想知道，在其他重度抑郁的患者中是否也存在着这种奇怪的大脑活动。会不会格雷姆的大脑只是这种常见病的一个极端例子呢？格雷姆在许多方面都吻合抑郁症的症状——绝望感，对生活失去兴趣，缺乏动力，以及对周围一切的疏离感。

抑郁症的成因很复杂，我们目前尚未完全了解，但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一种原因可能是缺乏血清素和谷氨酸。血清素负责稳定情绪，而谷氨酸的缺乏会导致神经细胞的树突尖端萎缩，从而使神经细胞失去传递信息的能力。我问泽曼，格雷姆的情况是否只是一种极端的抑郁症导致的，但他认为即使是在重症抑郁患者中，也没有看到过像格雷姆大脑的情形。比起重症抑郁，格雷姆的大脑代谢程度要低得多，涉及的脑区也更加广泛。

“当然，仅凭一个案例，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他说，“但格雷姆的大脑变化确实非同一般。”

虽然我们没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是格雷姆的触电引发了他的症状，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头部撞击导致的科塔尔综合症确有先例。在18世纪后期，第5章里提到的查尔斯·邦尼特写过一篇简短的病情报道。他形容病人是“一位快70岁的体面的老太太”。她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一阵穿堂风吹过来，门打中了她的脖子，于是“就像中风那样”，导致她身体的一侧突然瘫痪了。整整4天，她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而当她能开口之后，她要求她的朋友们给自己穿上裹尸布并将她放在棺材里，因为自己已经死了。而她的女儿和朋友们劝说她时，她变得焦躁不安，并责骂他们不遵从自己最后的意愿。最后他们只得按照她的要求把她放在了裹尸布里。而她尽力让自己看上去体面，检查衣服的走线，还对布料的颜色表示不满。据邦尼特说，后来这名女子慢慢地康复了，不过她的妄想每年都会复发几次。[16]

格雷姆的妄想症也在不知不觉中好转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不是在某个时刻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好转。不管是因为各种抗抑郁的混合药物，或只是时间问题，他的妄想在3年后消失了。

他告诉我：“有一天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愚蠢了，我肯定是有大脑的啊。”格雷姆的医生认为他的康复是药物和大脑自我修复的双重作用。格雷姆那时服用了锂、丙咪嗪和氨基磺酸，这些药物都能调节包括血清素和多巴胺在内的神经递质，对于控制大脑的活动至关重要，从而起到改善情绪和治疗精神错乱的效果。

“慢慢地我又找回了自己，”格雷姆说，“偶尔我会觉得自己死了，除此之外大多数时候我都能找到自我。”

他停下来，喝了口水。杯子上写着世上最棒的爷爷。他指着旁边桌上的一张照片，笑着说：“我的孙子孙女们非常可爱，宝贝着呢。”

“你经常见到他们吗？”我问道。

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惊讶。因为目前为止在我们的对话过程中，他简短冷漠的回答让我有种他独来独往的印象。

“是啊，我每周都会去看他们。周日一起吃午餐，跟他们见面。”

“其他人呢，你现在经常外出吗？”我问道。

“我不太去度假了，年纪有些大了。但我每周都去俱乐部见见老伙计们。”

“你也会去探望你的前妻？”我问。

“是的……每周都会。”他很快补充说，“第一任妻子，不是第二任。”他的语气变得有些伤感。“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我当年不应该离开她。”

虽然我一上午都在他的房子里，一直在讨论自我反省这个主题，但我还是不清楚格雷姆对自己这段特殊的经历到底有什么感想。他似乎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且对这段回忆没那么上心。某个时刻他对我说，希望他的故事能帮到那些有类似情况的人，这非常贴心，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到底是多么的不同寻常。

“大概是的。”当我指出这一点时，他说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格雷姆就是这么寡言，还是说这种漫不经心与他的病情有关。

“你现在会觉得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我问他，“科塔尔综合征症没有让你变得跟从前不一样了？”

“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是不是和之前不同了？我也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时候会跟我说，‘你今天不太对劲儿，不太像平时的你’，然后我就会想，‘是吗？那我是谁呢？跟平常又有什么不同？’”

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又因过去的种种陷入了沉思。而我一时有些无所适从，因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大概是我见过的他最强烈的情感表露了。“要知道那时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当时自己怎么会有那么诡异的感觉呢？”他说，“现在说起来都会觉得实在太奇怪了。”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格雷姆是否能弄清楚，科塔尔综合症到底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多少改变。而他唯一确定的改变，是他永远消失的好胃口。

他说，这是科塔尔综合症的后遗症。“我过去是正常吃饭的，现在我可吃可不吃。我从来不会感到饥饿。”

我问他，没有饥饿感是不是唯一的后遗症。在回答之前，他犹豫了一会儿。

“要知道，即使现在我不时还会产生奇怪的想法。有时候我就坐在那儿，会突然感到自己死了。这种想法不时出现一下，然后就又消失了。”

我看到窗外每天定时来探望他的马丁，于是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当我回到车上时，我又见到那个戴棒球帽的老人。他还在外面对着路缝间的杂草喷药。我向他挥手微笑。

我离开了小区，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陷入了沉思。格雷姆的案例正说明了认知和自我意识是多么神奇。他明明可以走路、说话、呼吸——这些都是有认知功能的体现，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基本的功能却不足以产生完整的存在感。而我们不能理解的，恰恰就是这种我们理解事物的能力，真是令人极度抓狂。也许正如近现代哲学家吉尔伯特·莱尔（Gilbert Ryle）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既是猎人又是猎物”。[17]以自己的思维来研究自己的思维，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像科塔尔综合症这样的病例给了我们些许希望，也许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比如，得益于赫尔登的阿昔洛韦研究，我们能够（从理论上）随时引起和消除科塔尔综合症。虽然单凭一种病症我们不能揭示幕后的一切，也不会得到全部的答案，但它让我们在这个漫长而复杂的大脑探秘之旅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