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刘某某，31岁，常年在太原市以收购破旧衣物为业。具体工作是到各小区，对小区内及门口、路边设置的“回收箱”内的衣物进行收购。收购的方式一般按每斤0.2元左右进行收购。回收箱内衣物的来源主要为市民丢弃的废旧衣物。后因竞争压力过大，刘某某与宋某某分三次，在太原市多处，采用撬锁的方式窃取废旧衣物9多斤。最后一次被小区保安发现，并扭送至公安机关。杏花岭公安分局以涉嫌犯盗窃罪对其刑事拘留。杏花岭价格认证中心以“标的物相关资料无法提供，价格认定事项不符合相关规定”，对涉案衣物作出了“不予受理”的通知书。后杏花岭区检察院以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以“盗窃物品系扶贫、救济物”为由，建议对被告人从重处罚。

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犯罪对象是有经济价值的财物，而不是废物或丢弃物。辩护人认为，涉案衣物属于丢弃物，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经济价值，且价格认证中心已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既然无法认定价格或经济价值，就应当理解成对当事人有利的“价值为零”。既然无经济价值，就不可能触犯刑法！

最后，法院以“被告人在2年内盗窃3次以上，属多次盗窃”为由，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被告人已被关押6个月之多）。

案例二：尚某某（被告人刘某某舅舅）在某村因开窑厂与刘某1、梁某某（老上访户）夫妇产生民事纠纷。为报复刘某一、梁某某夫妇的纠缠，尚某某通过刘某某认识了龙某，龙某让尚某某有啥事联系李某某。后尚某某指使李某某，李某某又纠集卢某1、卢某2、张某、奉某等人，在临河县城建村，用木棍将刘某1、梁某某夫妇二人殴打致轻微伤。后该案被刑事立案，经法院审理，认定尚某某等人犯寻衅滋事罪，被分别判刑处罚（只字未提刘某某）。李某某逃匿，后被抓。李某某供述称，是刘某某通过龙某找其纠集人员跟尚某某一起打架的。刘某1、梁某某听说是刘某某介绍尚某跟李某某认识的，就不断给公安机关施压，并提出索要80万元赔偿款的要求。

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刘某某刑事拘留。因该案指向刘某某有罪的只有李某某的供述，无其他任何客观证据印证，该案迟迟未移送检察院。公安机关一直作刘某某思想工作，劝其认罪并与受害人达成谅解，并答应取保候审。

刘某某一开始坚持自己无罪，绝不答应赔偿。但长期在看守所太受煎熬，心理压力极大，且看着身边一个个被判刑。自己没了信心，希望变成绝望。最后告知辩护人，怎么尽快出去就怎么来，自己不想再这么拖着到二审了，时间越长越受不了。

在一审开庭后，刘某某在看守所向办案法官作出了认罪悔罪的供述。随即，刘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第二天就被刑满释放。

上述两个案件，不管是从定性上还是证据方面，可以说都不仅仅是瑕疵问题了，而是缺陷，甚至是空白。这样的案子，要是按照疑罪从无原则，肯定能从无。但现实中，根本不会！这样的案件对于法院来讲，一般来讲是“面子工程”，都是面子案子。这个很消磨律师的斗志。为什么这么说呢？律师面对这样的案子的时候，就是那种欲罢不忍，欲辩不能。激发斗志激发不出来。公检法整个司法机关释放明确的信号，就是：“你律师提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但是你的目的你也达不到，怎么也得判了他。”。往往这些案件都是发生在基层。怎么也得判了他，为什么？因为公安局抓了嘛！检察院捕了嘛、诉了嘛！法院怎么能不判呢！往往这个时候，当事人就有一种息事宁人的心理。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当事人自己会想：“我也不能说没错，不是清白之身，”就像某某盗窃废旧衣物，不管值不值钱，你采用了盗窃手段嘛。临漳这个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自己不是一点没参与。那就是追责不追责，供与不供的事儿了。当事人自己往往有这种难言之隐，感到心虚。不干净，不清白。二呢，当事人对“疑罪从无”没有概念。三呢，传统意识，民不和官斗！斗不起！耗不起！再次一个就是面对一个“马上获得自由”这么一个诱惑。只要认了，配合我，实报实销你就出来了。这种诱惑是最大的。律师说的再高妙，再有理，天花乱坠，但是你没权力！这个时候真理和权力是分离的。你有理，有法理，但是你没有权力，放不了人。他们虽然都不具备，但他们有权力，能放人。也就是说，律师抓的是刀刃，人家抓的是刀把子。律师你要是攥的紧，就把你的手划破了。因为刀把子在人家手里，人家怎么攥怎么是。砍你也行，抽手也行，伤不着他自己。

就算真扛到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救济。这个时候呢，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想早点出来呢，重获自由呢。律师这个时候很难说坚持。而且，还要想到。这个从救济来讲，如果这个案子真的判了有罪。你扛到底，不出来，实报实销的案子。关押了6个月的案子判7个月就出来，你要是扛到底，再进入二审，可能都要一年以上。到一年的时候可以判一年。这个实报实销的伸缩性像橡皮筋一样很大的。这种情况下，律师一定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就算关押了两年好不好，可以判两年，甚至缓行也行。上哪说理去？这种案子如果去申诉、再审，想洗白自己是不可能的。你要是硬抗，只能让当事人的权益受到损失，而且不得救济，或者说救济的成功率非常渺茫。这种情况下，就是扛不起。这是什么？对当事人来讲，是一种权宜之计。对律师来讲，是面对现实的心态。

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我们上升到更大的一个层面来讲，这是一个社会的法治环境造成的。为什么公检法司法机关就敢睁着眼这么干？这是社会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这样的案件，要是想通过自媒体炒作，但是没有什么热点。炒不起来，没人关注。炒作得炒成了才行。炒作不成，适得其反。像这样的案件，社会的关注度是有一定限度的。更何况现在人们对这种司法不公已经呈现出了一种“有点疲”的状态，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不公的事儿多了去了，都关注就累死了。老板姓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一定把握好这个。

上面说了这么多。就像这些案子，在原则性和灵活性问题上，就要偏重于灵活性。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在证据上、法律适用上，该下功夫下功夫。但是在策略上，选择道路上，很重要。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委曲求全。如果再往下说，这就跟我们的诉讼法、拘押制度有关系了。一个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做不到。以前说，批捕是一个救人的关键。只要一批捕，就上了错案流水线了。上了流水线，就刹不住车，停不住了。所以，只能在这个时候呼吁把握好羁押必要性审查这一关才行呢。把握不好，你要是想要法院，就目前的现实，让法院不给检察院面子的事，谁能做得到？律师能做得到？连法院都做不到！法官做不到，就是院长做不到，就是整个社会做不到。为什么？人家都是叔伯兄弟！亲兄弟！他们之间的面子给足了。这就是面子社会。

如果要说这样的案子的话，简单介绍案情，主要是谈策略。所以说，年轻律师往往碰到这样的小案子还多。不要过多的去责怪年轻律师。曾经在办罗某案时，罗某给我说过一句什么呢。这是我办的一个大案，这个大人物（著名新闻媒体人）被关在这个小县城。他有一定的观察力的。他见到我就跟我说：“我发现你跟别的律师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他说：“我这个号里的20多个被告，请律师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劝他们认罪的。”。他就思考，就问我：“这些律师都不称职？还是这些人都有罪啊？”就是律师到底这么做对不对？我当时回答，案子跟案子不一样，不同案件不同对待，策略不一样。说起来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操作起来，事实和法律之外的还有什么？人际关系！检法两院的关系，你不考虑？律师你的认识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呢，还是在证据基础之上做了大量的推理？是不是导致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你想否认这个事很难。在这种情况下，迎合当事人。要是认罪，就从轻处罚。坦白从宽，就像现在的认罪认罚制度。

这就由“实报实销”转到了“认罪认罚从轻”制度了。认罪认罚从轻，就要考虑也是在基本事实查清，证据确实的前提下。认罪是一个从轻条件。越早的认罪，就像自首一样，节省了司法资源。但是一定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就是在能为被告争取无罪或者罪轻的情况下而不去做。因为证据不行，他们就想利用这样一种制度，选择实报实销。很可能导致无辜者或轻罪者被重判。所以说，认罪认罚制度是要两面看的。在咱们这个国家，有时候就不起好作用。所以说，认罪认罚制度与实报实销是相联系的。

这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占的比重很大。提几条建议：这样的案子，就像病一样。得先找老大夫或者名医诊断一下，确诊是大病还是小病还是中等病。把这个搞明白了以后再说怎么治疗。这个很重要。现在好多律师就自己做案子，但他没这个眼力，没这个火眼金睛，判断不准。这样的话，当事人的权益就会受到损害。

有一个问题，这种委曲求全，这种迁就，到底是助推了法治进步呢？还是纵容了法治的倒退？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个人的力量都是微薄的，个人很难扭转乾坤，力挽狂澜。一定要把握好，案子是不是适合走这个。

实报实销的案子，还有一个倾向。就是这样的案子会发还，得把握好这个点。有时候公诉机关就恶意执法，一看这案子就是实报实销了，等法院退到检察院之后，就把案子摁那不动了。一拖就是一年多，延长实报实销！赵某某的案子是这样，现在穆某某的案子又是这样。这也是一种利用实报实销，做的一种故意的延长。我们能做的，就是怎么配合他们不要再拖了。拖的时间越长，对当事人利益损害越大。这就涉及到一个司法理念的问题，是善意执法还是恶意执法。

实报实销这种做法，应该说是最典型的，反映了公检法三家是相互配合，而非相互制约。说的传统一点，就是官官相护。这也是导致老百姓不愿意跟官斗的深刻的历史原因。老百姓都知道，官官相护。反过来呢，真是相互制约呢，法律是神圣的，谁也不给谁面子。

实报实销的本质，是对侦查错误的一种掩盖！是十分有害的！但是作为辩护律师，去较真，死磕，原则性的坚持，往往跟当事人的委托意愿不一致。因为坚持可能导致当事人被超长羁押。这种现实，不是一个案子能改变的。而当事人往往不想较真，现实的很。所以，律师在承担对当事人的委托义务，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义务时，在这两个选择的时候，律师应该采取的是，一面告知当事人应然的结果是什么，现实的结果是什么。由当事人来选择，然后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也是我们对认罪认罚从轻制度的一个隐忧。我们不提倡律师在两种义务的选择上，不顾当事人的现实和选择，一味死磕，这是有悖于当事人的委托的。律师的权利源于委托。许多律师在这个时候很纠结。眼前有静道不得！当事人的利益在前。这样的案件，特别的反映出来，律师义务的双重性。因为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有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责任，但还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忠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国家设立律师制度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但从律师职能来讲，三个维护，首要的还是要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这是律师法明确规定的。这三个维护当中，就有一个矛盾。有时候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不是一致的，或者说不是完全重合的。

再往下说，就是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往高雅讲，在我们司法裁判当中的一种表现。实际上这种东西看似有点和谐，但实际上和法治精神本身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大量的这样的案子，实际上是在侵蚀着司法的圣洁和权威。说难听点，这就是勾兑！甚至让法律蒙羞。我们要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不被信仰？为什么执法执来执去，让人们厌恶法律？憎恨司法机关？就是法律本身的那种圣洁，那种独立性，那种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那种山的气势，都被泯灭了，荡然无存！所以，我们在互相给面子的时候，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在充分发挥我们这种灵活性的时候，实际上是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原则性和本质。这个东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它是日积月累，特别接地气，都是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这样的时多嘛！所以老百姓越来越不相信法律。当然，对法律不利，对法治不利，其实对律师也是不利的。这样，让基层法院呢，功夫没下在法律和执法水平上，而是下在了对当事人的一种压制。纵容了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这种骄横，甚至腐败，都出来了。律师呢，也就个个成了勾兑者！危害无穷，百害而无一利。但这就是现实！不讲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