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一群形貌各异的中年男女，围坐在一栋大楼外。

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到五十岁，却已两鬓斑白，显得格外疲惫。

尽管饱经风霜，他们此刻的目的却异常坚决：

让身患重病的孩子活下去.......

乍一看，你或许会以为这是《我不是药神》里的桥段。

但其实，现实远比电影更加戏剧。

2023年9月11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称儿慈会）因涉嫌“配捐”诈骗，陷入了舆论风波。

这里说的“配捐”，指的是一种针对患有严重疾病，如白血病，癌症的儿童所设立的帮扶项目。

患儿家属向机构“捐助”一笔钱，短期内不仅返回本金，更是附加一笔约几千元的额外配捐资金。

虽说附加金额不算多，但对于“钱就是命”的患者家属来说，几千元钱，意味着好几天的药费。

再加上对方打着“儿慈会”的名号，许多家长不假思索，便将好几万元的“救命钱”打了过去。

然而，正当他们焦急万分地等待着回款时，对方却突然杳无音讯，这让家长们隐约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们四处打听后发现，所有参与“配捐”的家长均未收到回款，经过初步统计，对方总共接受了近一千万元的捐款。

几天后，这位“配捐”组织者被逮捕的消息传出，他们这才恍然大悟，自己上当受骗了。

可问题来了，人被抓了，钱向谁要啊？

家长们想着，既然对方说自己是儿慈会的人，那理所当然应该找儿慈会去。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然而，就当他们准备刨根问底时，对方却声称，儿慈会里查无此人，“配捐”组织者柯某只是曾经在儿慈会里当过志愿者。

这说法是不是似曾相识？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要不了了之的时候，网友却扒出来，“骗子”柯某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儿慈会旗下的公众号上。

不仅如此，他还在2022年获得了“中华儿慈会年度最佳领导力奖”。

爆料一出，舆论哗然。

儿慈会随后的解释也逐渐显得苍白。

如今，事情还在进一步调查中，真相究竟如何，还得以官方为准。

但随着舆论的发酵，人们把目光再次放到了饱受争议的慈善行业上。

而这些年里，众多慈善机构曾陷入的风波，则又一次浮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前不久，“初代网红”郭美美刑满释放，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十年前，那个自媒体并不发达的时代，郭美美便是网红界的“半边天”。

她在2011年突然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开始在网上频频炫耀自己的奢华生活。

大到豪车豪宅，小到名牌包包，仿佛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她买不到的东西。

而更让人们感到诧异的是，她的账号身份认证竟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这下网友们可坐不住了，在他们眼里，红十字本应是神圣的，可如今却与这个过着“酒池肉林”般生活的网红联系在一起，实在是无法接受。

一时间，“红十字会”也跟着郭美美一起，遭受了非议。

直到几年后，郭美美因为涉嫌开设赌场，锒铛入狱。

经过调查，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并无关系，只是她为了出名而认证的虚假身份。

这才让红十字会的风波得以短暂平息。

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让大部分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他们不再像往常那样无条件地相信，而是对慈善机构多了些许警觉。

事实证明，从那以后，慈善机构的丑闻明显变多了。

还是拿这次配捐事件的主角“儿慈会”来说吧。

在郭美美炫富事件发生后不久的2012年，儿慈会照例公布了上一年的工作报告。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账目上，有一项支付项目的金额为48.4亿元，远高于当年接受捐赠收到的8000万元。

事情一经发酵，网友们纷纷质疑儿慈会，这么多钱哪里来的。

而对方的说法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工作人员把小数点弄错了。”

这解释显然无法服众，作为全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但由于没有证据，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如果说本次“小数点事件”只是没有定论的“悬案”，那么接下来的这件事则几乎是一记重锤。

前不久，有网友发现了北京红十字会在6月份的活动拨款中存在巨大问题。

慰问救助拨款才4千元，而活动住宿费和餐费竟然有接近3万元。

人们纷纷质疑，这究竟是去救助的，还是公费旅游的？

随后，面对着舆论压力，北京红会立马将“住宿费及餐费”改成了“活动费用”。

而相关人员则表示，参与活动的人员共有97人，因而花费较大。

但究竟去了几人，如何证明，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虽说在目前，有关慈善机构的负面新闻大多数并没有实锤，也很难实锤。

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人们对慈善机构逐渐失去了信任，甚至出现了对立情绪。

这些事件在触目惊心的同时，也不禁让人思考起来，这项看似神圣的事业背后，为何会丑闻不断。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慈善机构的“商业化”带来了很多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为了让慈善机构获得“造血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商业化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商业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导致诸多矛盾。

最常见的，便是假借公益之名，为自己谋私。

2011年，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被指控将公益资金用于“放贷”。

起因是有人发现，宋基金会在拥有30亿资产的情况下，前两年用于公益项目的开支却只有一亿左右。

这还是在经历了08年地震，需要大量拨款进行灾后重建的情况下。

随后，更是有媒体爆出，绝大部分善款落入了由骨干员工掌控的公司手中，用于投资房产。

对此，宋基金会连忙进行了否认，后续的调查也同样没有结果。

虽然这件事缺乏决定性的证据，却折射出了很多问题，让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很多事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而2020年的武汉红会事件，则是彻底将慈善机构推入了风口浪尖。

疫情爆发后，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为武汉声援，各地纷纷采取行动，将医用物资送往武汉。

然而，奇怪的事情来了。

就当人们以为自己捐献的物资能派上用场时，却突然在网上看到了抗疫人员的求助。

这不禁让人感到奇怪，那么多物资都到哪里去了呢？

有网友发现，在武汉红会公布的资源分配表中，作为疫情后方的武汉仁爱医院，拿走了1.6万个口罩，而作为抗疫一线的协和医院，却仅仅收到了3000个。

就连人民日报也出面质疑，红会的资源分配是否存在纰漏。

当我们赞美医护人员戴着简陋的布口罩也仍然冲在前线时，是否有曾想过，他们本不必如此。

直到2月初，由专业的物流集团介入，才让红会的运营正式“盘活”，资源开始有条不紊地分配。

抛开尚未实锤的“阴谋论”不说，单说这资源调度能力，也存在着巨大问题。

后来，有网友晒出，武汉红会的人员结构过于简单，在编人员仅有12人，远少于其他大城市的红会人数。

也难怪在疫情初期，会出现那么多混乱局面。

而这也是许多慈善机构的通病。

由于专职人员较少，它们大多存在着运行乱，调度差等问题。

一旦灾难来临，需要发挥作用时，便显得捉襟见肘。

在这些原有的弊端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相关部门对慈善组织监管的难度愈发增加，“骗捐”“诈捐”等乱象也越来越多。

还记得那个叫做“吴花燕”的女孩吗？

2019年，一张瘦小女孩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照片上的主人公正是吴花燕。

父母死后，她一个人承担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由于家境贫困，她不得不省吃俭用。

因此，24岁的她严重营养不良，身高1米35，体重只有43斤，后来随着先天疾病的爆发，住进了医院。

随着媒体的曝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选择加入众筹，帮助这个可怜的女孩儿。

然而，也不乏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明用户，打着吴花燕的名号筹款，声称“已将爱心亲自交付到吴花燕的手上。”

根据后续调查，这些捐款并未落实，它们究竟去了哪里，至今无从知晓。

直到几个月后，吴花燕不幸离世，也仅有2万余元的捐款送到了她手里。

人们在惋惜这一悲剧的同时，也见识到了人心的险恶。

对于那些非法募捐分子来说，爱心不过是别有用心。

在他们眼里，“善良”只是逐利的工具，而对于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总是视若罔闻。

有人说，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慈善事业发展时间不长，机制并不成熟。

其实并不尽然，慈善机构在我国古已有之。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人们的救助意识增强，慈善变成了一项规模化，集体化的事业。

梁武帝出面设置“孤独园”“六疾馆”，以救助残疾人和流浪者。

至宋代，经济繁荣，官方与民间的慈善机构共同构建成较为完备的体系。

那位喊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人范仲淹更是设立了著名的“义庄”，先后救助了数以万计的贫苦百姓。

即便是社会动荡的晚清，也不乏大量的有名慈善组织，如博爱堂，同善堂等。

这些机构的设立只有一个初衷，即实现古时“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

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在为了这一理想奋斗，薪火相传。

正如从02年非典，到近几年疫情，一直活跃在慈善事业的陈光标。

正如开设基金会，致力于改善农村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的姚明。

还有这些年里，众多为洪灾地区捐款的良心企业；以及发家致富后，不忘回哺社会的商人们.......

他们默默耕耘，不求声名远扬，但求问心无愧。

正如周国平所说：“善良的意义就是善良本身。”

慈善事业，本不该夹杂过多的功利，更不应当随意变了味。

它不应当是借用他人的苦难，为自己谋得一己私利。

而是需要我们保持一颗热忱的心，永远不要对他人的不幸感到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