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至清，中国封建王朝通过科举考试产生了几百名状元。但你是否知道，我国科举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状元是衡水故城人。

孙伏伽（？-658年），隋唐时东武城人。《登科考记》载：“XXX、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他在隋朝已考中了进士，而且当了京畿万年县（今陕西西安）的一名法曹，掌管司法。

李渊称帝的第五年（622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科举考试。也就是在这次考试中，孙伏伽名列第一，始称“状元”，他便成了科举史上的头名状元，进入上层仕途。

针对隋朝灭亡的教训，他向唐高祖李渊进谏三策。其一，“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天下”。他认为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是“不闻其过”，劝告皇帝要“开不讳之路”，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其二，“百戏散乐，本非正声”。他认为隋朝皇帝贪图享乐、骄奢淫逸，最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谏劝皇帝不要沉迷于声色犬马，带头雅正世风；其三，“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隋朝灭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皇帝身边的人误国，劝告皇帝要慎重挑选皇太子及诸王身边的人，防止其诱导太子品行，误国之将来。唐高祖深受感动，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

唐初，高祖曾颁布大赦令，不久后又要收回成命，打算流放农民起义将领到艰苦偏远的地方。孙伏伽谏言：“王者无戏言”“陛下自作，须自守之”“兵食可去，信不可去”，最终李渊收回了成命，对唐初国家的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唐朝建立初期，由于战事不断，军粮赋敛十分繁重，百姓苦不堪言。孙伏伽为民请命，请求减免。一次不准，再次上奏，并提出整治建议。武德九年（626年），孙伏伽弹劾民部尚书裴矩“苟钓虚名”，而不“救恤百姓”。由此，唐朝征收赋税由以户为单位改为以人口为单位，减轻了农民负担，为唐朝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玄武门之变”中，孙伏伽为秦王的“十八谋士”之一。李世民登基后，封他为男爵，食邑安乐（今山东广饶县一带），擢升为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法院副院长），公元650年，晋升为大理寺正卿（最高法院院长），老年后曾任陕州知州。

一日，李世民带着几名侍卫要去打猎，孙伏伽一把拉住马缰说:“陛下打猎，游戏林中，骑马射箭，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是很危险的。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谁来主持政务？劝陛下为了国家百姓，不要贪图一时痛快，任着性子干这种无益的营生。”皇帝不听劝告，向随从挥挥手，准备出发。哪料到孙伏伽把马缰绕在腰间，跪在马前说：“陛下今天出门，就请从老臣身上踏过去，我愿意用死换取皇上对诚实忠告的采纳。”最终，太宗取消了打猎计划，并赞赏道：“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谬乎！”众多史书载其，“有魏徵之风。”

公元654年，孙伏伽年老致仕归乡，四年后，卒于家中。据《太平寰宇记》：“孙伏伽墓，在县城东北二十里”，即今故城县双冢屯村北5米，有数米高的“双冢”，其东冢为孙伏伽墓，西冢孙伏伽父之墓（或为疑冢）。双冢屯之村名，即来源于此。

孙伏伽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心怀天下，为国为民，不失先贤。唐朝初期正是因为有了一批孙伏伽这样的大臣，才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孙伏伽的这种家国情怀、公而忘私的精神，也得到了后人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