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风筝》中军统六哥郑耀先的原型

他蛰伏敌营长达31年

他就是程一鸣，解放前曾历任复兴社特务处苏州组组长、军统临澧、黔阳、兰州等训练班教官、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第三处处长等职，解放后前往澳门担任“中二组”驻澳门组组长、蒋军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站长等职。

1964年12月，时任蒋军国情局澳门站站长的程一鸣，从澳门秘密回归，并且带回了一批武器和大量情报，直到此时他红色特工的身份才逐渐为人所知。

他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1907年，程一鸣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因家境贫寒，中学辍学后的他，前往上海的一家汽车公司当起了学徒，随后便干起了机器维修工的职业。

1926年，一直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程一鸣加入了我党，并且参加了第二、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在老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我党派出包括程一鸣等在内的一批优秀党员，前往苏联进修学习，并于1930年底返回国内。

回国后的程一鸣，以美昌洋行的工作为掩护，开始秘密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然而由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当时掌控我党最高领导权的王明，开始大搞路线主义，大批反对他的干部党员遭到迫害，程一鸣便是其中的一员。

经过这次动荡之后，程一鸣被迫退党，从此便失去了与我党的联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结识的同学吴景中找到了他，邀请他一起加入国民党。此时的吴景中已经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后来官至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站长，他也是经典谍战剧《潜伏》中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原型。

在经过一番权衡之后，程一鸣同意了吴景中的邀请，在老同学的帮助下，他很快便出任南昌行营调查课军事股少校股员。不久之后，又调入了复兴社特务处第一科工作，正式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

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程一鸣开始执行外勤任务，被派往苏州担任复兴社特务处苏州组中校组长，其主要工作是收集日军和汉奸的情报资料。由于他的情报工作表现突出，一年之后程一鸣便出任复兴社临澧班情报主任教官，并且还编著了《情报学》一书。

1941年，程一鸣出任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但是在此后显得三年中，军统派往延安的特务，只要有经过西北区的，就没有几个能够活着回来的。因此军统只得将其调回局本部担任第三处（行动处）少将处长，而他的继任者就是他的老同学吴景中。

随着内战的爆发，军统行动处自然就成了抓捕我党情报人员的马前卒，但是身为一把手的程一鸣此时却有些“消极怠工”，抓捕我党特工的案子是一件接一件的办砸。但是程一鸣并不像影视剧中的郑耀先那样行事高调、四处树敌，动不动就引起各方的怀疑，他日常行事相当低调，从不显山露水，无论是戴笠、郑介民还是毛人凤，都没有从他身上找到过任何破绽。但是行动处反共不力这个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此没多久程一鸣就被调到上海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稽查处少将处长，逐步被军统边缘化。

1949年8月，程一鸣调任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少将处长，曾为我军解放广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就在当年9月，程一鸣在军统兰州特训班时的学生胡凌影带队来到广州，期间拜访了老师程一鸣。

就在几杯酒下肚之后，胡凌影无意间谈起了广州之行的任务目标：炸毁广州的水厂、电厂等民生设施，还有就是炸毁广州的海珠大桥，掩护国民党军队撤往海南岛。

为了不引起保密局特务的怀疑，程一鸣只是将特务要破坏民生设施的消息，故意透露给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李扬敬，由他组织工人力量保护厂区。在胡凌影等特务准备执行爆破任务时，与护厂的工人队伍发生冲突，胡凌影向老师程一鸣请求派兵支援，然而无论他怎么联系，程一鸣都是避而不见。

而在保护海珠大桥时，负责实施爆破任务的是广州卫戍司令部司令李及兰，可当他安排程一鸣提供炸桥所需的炸药时，程一鸣一面告诉他炸桥毫无必要，另一面又表示自己手上连一斤炸药都没有，只能自己出面找兄弟去单位搜罗一些。

但是结果却再次让李及兰失望，程一鸣“折腾”了几天只搞到了一些报废的炮弹、炸弹。无奈之下，李及兰只得将这些“废弹”堆在海珠大桥的桥面上引爆，结果只炸塌了部分桥面，桥墩依旧是完好无损，这为日后快速抢修海珠大桥留下了坚实的基础（修复海珠大桥仅用时半年时间）。

红色特工的回归之路

广州解放之后，程一鸣从广州退入香港，后被时任蒋军“国防部”次长的郑介民召回台湾，为其撰写《游击战术》一书。

1953年4月，程一鸣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简称中二组）驻澳门派遣组少将组长，负责针对大陆的情报工作。

1964年12月，程一鸣携带一批武器和大量情报秘密回归大陆。而导致其作出回归决定的，就是他的红色特工身份，已经接近于暴露。

就在一年前的4月20日，曾潜伏延安一年的国民党战略级特工、时任“中二组”副主任兼台湾“情报局”副局长的沈之岳将化名孙子超前往澳门，此行他将以澳门为基地开展对大陆的渗透破坏活动。

沈之岳

然而沈之岳还没有离开台湾，有关他在澳门居住的酒店房间号、使用的证件和照片、入境澳门的轮船班次时间等详细资料，就已经由大陆华南办事处直接送达北京。就在沈之岳到达澳门之后，他在澳门开展的活动、会见的人员以及与台湾联系的电报，也都秘密送往北京。

原本我方曾考虑在澳门秘密抓捕沈之岳，打击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但是后来最终决定采取较为缓和的措施，将沈之岳及一批特务在澳门的活动情况，通报给澳葡当局，而澳葡当局采取行动抓捕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并将沈之岳驱逐出境。

回到台湾的沈之岳当即被撤职查办，尽管他们怀疑内部出了问题，但是却找不到任何有效的线索，调查似乎陷入了死局。

然而在1964年6月，在蒋经国的大力举荐之下，沈之岳再度复出，出任调查局局长。重新掌权的沈之岳，开始全力调查让其折戟澳门的真相，想要一举揪出“潜伏者”。

这次程一鸣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身为“中二组”澳门组的组长，却在澳葡当局的抓捕行动中毫发无损，这必然会成为沈之岳的重点调查方向或者是突破口。

尤其是在程一鸣回归之后，先是直接前往北京，接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的热情接见款待。随后于17日返回广州，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郭棣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宁、副厅长郭曼果等领导为其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