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先立什么，后破什么？如何立，如何破？ 在此，节选近期《人民政协报》刊登的委员观点和报社财经记者的署名文章， 敬请关注。

“破”与“立”

全国政协委员 伍爱群

行稳，才能致远。

“破”与“立”是一对矛盾，以前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不破不立”“破而后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先立后破”，非常重要，并且强调“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先立后破”，就是要先把新体系建立起来，把重点放在培植增量上，不能急于求成去打破旧体系。在支持新体系发展的同时，注重引导旧体系中的资源逐渐向新体系中注入，逐渐化解存量。强调“后破”，不要“先破”。只有这样，才能“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不至于造成巨大经济动荡。

比如，在落实“双碳”目标中，壮大新能源，不能丢了火电等传统能源。新能源没有上来，就关停火电是不行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

再比如房地产问题。落实“房住不炒”，既要加快把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立”起来，尤其是保障性租赁房制度“立”起来，也不能把原来的商业开发一棍子打死。因此，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这表明，“房地产——基建——金融”的旧三角循环仍需发挥作用，同时，中央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也足见房地产将是2024年“先立后破”的重点领域之一。

关于制造业的“立”与“破”，要“立”的应该是高新科技和高附加值的产能，比如大飞机、高铁、半导体制造、新能源等，“破”的应该是传统过剩产能。但从“先立后破”来看，更关键是要解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不能牺牲传统产业而一味追求新兴产业。近年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加大了对符合经济转型升级、绿色低碳等要求的行业支持力度，但从稳增长、稳就业等角度来看，传统产业又很重要。只有更好地平衡优惠政策和资源的投向，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从中长期看，必须进行新旧动能转换，构建“科技——产业——资本”新循环，但这需要相当长时间，跟“双碳”一样，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在扩大内需方面。消费毋庸置疑是“先立”的关键环节。消费不足是我国在经济转型阶段必须面对且必须突破的领域。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与去年会议提出的“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相比，更加强调投资和消费两者之间的关联。为什么呢？因为消费发展带来需求扩张，反过来又拉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起着“发动机”作用。由此可见，消费培育过程就是一个“先立”的过程。而扩大内需的关键，是要提振全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心理预期。

（伍爱群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副主任、上海航天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本文节选自人民政协报记者李元丽专访伍爱群稿件部分内容）

原载于《人民政协报》2023年12月19日 第6版

"先立后破"的改革智慧

杨朝英

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先立后破”，作为经济发展指导原则反复提及，引起广泛关注。

其实，在党的重要文件或公报中，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比较近的一次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明确提出，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这也恰恰说明它的极端重要性。仅从一名经济记者的观察，至少有三个角度可以深入探讨。

一是实践有效性。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和治理探索，我们发现，先立后破其实正是我国培育新产业、新增长点的一条基本经验。

如，改革开放初，我国率先在农村采取一系列措施，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为城市经济改革创造了物质条件和人力储备。伴随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一大亮点，并形成了三大模式，即以集体兴办乡镇企业带动农村全面进步的苏南模式，以个体经济为主和家庭工业为主的温州模式，以外向型企业为主的珠江模式，共同构成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携手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

此后，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民企重型化、互联网经济崛起、民企造车浪潮、新能源全面突破、制造业数智化等阶段性热点，无不沿着坚持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进而带动全产业转型的路径演化，生动演绎了先立后破的历程。

需要注意的是，立是一个新事物成长的过程，但破并不代表湮灭，而是旧事物随时代需要而不断升级、迭代实现涅槃的过程。

二是经济合理性。

市场经济有基本运行规律。经济合理性是检验一种治理原则、理论是否科学的基本标准。20世纪初期，社会系统论代表人物、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一个理论，后世经济学界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内容大致为，一个方案或治理原则、方针，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能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曾一度被视为评价一个经济体或政治方针优劣的重要标准。

在经济学理论日新月异的当下，这个理论虽然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却依然有巨大影响力。既因其不仅表达了学者们的良好愿望，也因其在经济治理理论中的基石地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形成的先立后破原则，正与其高度契合。

三是治理匹配性。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经济治理对手段与资源的匹配性，有极高要求。

先立后破原则要有效适用在经济治理领域，需要两个基本要素共同支持。

一是经济体量要足够大。这与军事领域讲的“战略纵深”有相似之处。立新，需要资源支持，而且面临极高风险，没有足够体量，必然要挤占传统产业资源。这也是三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危机频发的现实逻辑。以巨大的经济体系破坏为代价，换取新兴产业的未来，即先破后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没发生经济危机而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正是建立在日益庞大的经济体量基础之上。

二是执政团队要有足够前瞻性和战略执行定力。破与立，是经济形态的转变，是对资源的舍与取，也是对战略耐心、智慧，以及对不确定性把握能力的考量。这两个要素，恰恰是我国的优势。我国超大经济体规模和结构特征，给予新产业无限试错空间和发展潜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其强大的战略执行力和动员能力，以及对发展规划编制、执行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