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说文革时期的医疗吧。

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今天说起当年来，最为人称道的事情大概莫过于当年的公费医疗了。实话实说，尽管我个人对文革那一套左的东西深恶痛绝，但是对那时的医疗制度还是要肯定的，尽管那时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可能赶不上今天，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那就是那时候看病真的不用花钱。

我们小的时候如果生病了，可以由街道或者学校的卫生室先让那里的大夫看一下，一般的头疼脑热卫生室就会给你开一点药，自己回家吃就可以了。如果病得比较厉害，卫生室会给你开出一份“三联单”，你就可以拿着这份“三联单”去街道卫生院去看，或者直接去更大的医院看。那个时候每个单位、学校都有自己的卫生室，里面有专职的大夫，比如我们学校就有两名校医。这些大夫也都是学过医的，日常的一些小病他们都能处理，比如擦伤了给你涂个红药水、紫药水或者碘酒之类的东西，又或者开个降温止痛的药，而且一般打个针什么的都可以在卫生室进行。这一点完全不像今天这样，有了病都集中跑到大医院去看，真的是进行分级诊疗。卫生室的大夫除了日常处理个小病之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开“三联单”。所谓“三联单”就是一张分为三栏的转诊单，上面由卫生室的医生负责填写病人的姓名等基本信息以及主要病种和病人的所在单位，开好之后卫生室的大夫会留下一栏存底，病人拿着另外两栏转诊单去指定的医院看病，医院会在诊疗结束后在另外两栏上写下相关费用，一栏留在医院存底，剩下的一栏则由病人拿回到单位的卫生室，然后由单位与医院结账，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治疗的过程。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病人只负担5分钱的挂号费，其余的药费、手术费等都是公家负责。

我至今都认为，这套医疗模式其实有很大的好处。首先是方便了患者，让病人看病时不用担心交不起医疗费，这样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这个社会里相对弱势群体的权益。其次是单位的卫生室尽管医疗水平不高，但是可以有效地进行初步分诊，并且让一些小病可以就地处理，能够有效地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第三是能够把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尤其是在当年那种熟人社会中，这些卫生室的医生其实对患者都是非常熟悉的，基本上都能了解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这些做法其实在今天乃至未来的医疗体制改革中还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套做法就是完美无缺的，这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卫生室的医生囿于自身的医疗水平，很容易出现误诊，有时会把小病拖大，等等。另外，如果病人坚持要到非指定医院就诊，有些费用就要自己出了，还有一些药物医院里没有，也需要病人自己去想办法买到，这些都不属于公费医疗的范畴。比如，在我小的时候由于身体非常瘦弱，用老人的话是有“积食”，爸爸听说有一个外号叫“小孩王”的老中医可以治疗，就带着我到百货大楼后面的东兴市场卫生院找这位大夫看病，这时的药费就要自理了。

对了，那时候的医生在社会上是非常“吃得开”的，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医生手中有批假条的权力。那时的人们都在国营或集体单位工作，如果想请假要远比现在困难。除了法定的婚假、丧假和探亲假之外，说家里有事想请个事假，完全要看领导的脸色，多数时候是不会批准的。所以最好的请假理由是病假，但单位的卫生室只能开一天的病假条，如果想多请几天病假就要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开假条。这时就显示出医生的权力来了，要是跟你熟悉或者有什么关系的话，就会在印好的病假单上填写上姓名等基本信息，然后龙飞凤舞地写上“建休三天”（即建议休息三天），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你就可以拿着这张病假单到医院到窗口上盖上章，然后交到单位，这就算把假请下来了。所以，那时候社会上有“四大能人”的说法，就是“大壳帽、售货员、听诊器、方向盘”，这里的“听诊器”指的就是医生。

在那个时候，很多单位里都有一些泡病号的人，这些人都属于“多少有点病，但不要了命”，而且都有门路找医生开假条，整天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由于连续休病假超过六个月就要发“劳保工资”，也就是要减少工资了，所以这帮人都会把病假算准，就休到五个月零二十九天，然后回单位里上一段时间的班，接着再设法继续泡病号。这类人在当时有个别称，叫做“529战士”，当年妈妈的同事当中就有这么一位，一年也见不到他上几天班，但是工资一分钱不少拿，领导和同事都拿他没办法，他也很得意，自己还给自己封了一个“光荣的”“529战士”，弄得很多人心里都觉得不平衡，但是也只能干生气，谁让人家在医院里有路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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