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亦称《前汉书》，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主要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实。固，字孟坚，后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是《二十四史》“前四史”之一，也是毛泽东终生研读的一部大著作。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唐朝李贤等注。范晔（公元398年～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自成一家之言，记述了上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实，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毛泽东喜读《后汉书》，曾写下批注：“《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赞开创，一代雄主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西汉第六代皇帝，16岁即皇帝位，在位54年之久。毛泽东在其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中，把他与秦始皇并列，称“秦皇汉武”。汉武帝上承“文景之治”，下启“昭宣之治”，在西汉王朝是唯一可与高祖刘邦比肩的帝王，成为典型的中兴之主，开拓之君。

纵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汉武帝不愧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帝王。他在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形成大一统的大中华版图方面，建立了丰功伟绩。在政治上，他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一举消除了诸侯王拥地过多、尾大不掉的隐患，削枝强干，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文化上，他采纳著名大儒董仲舒的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他尊儒术但不废法家，常用酷吏，执法严苛，“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影响了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军事上，他一改高祖刘邦以来对北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及金币笼络，采取主动出击、挫其锐气的战略方针，连续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由卫青、霍去病等一代战将领军，打败了强悍的匈奴骑兵，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占据河西走廊，先后设立朔方、五原、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郡。他又以军事和外交两手，征服了闵越、南越、东瓯和西南夷，在那里设郡治民，使现今的福建、广东、四川西南等地归于汉朝的有效管理之下。他还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在经济上，他长期实行治水勉农政策，在关中一带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并亲自指挥治理黄河水患。为弥补常年征战带来的财政亏空，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等经济措施，使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汉武帝刘彻画像。

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汉武帝在位长达50余年，期间连年用兵，民众徭役相继，苛税重重；他迷信神仙，重用方士，为求长生不老的“仙药”，大兴土木，兴建宫观楼台，百姓不堪其苦；由于朝廷迷信盛行，酿成“巫蛊之祸”，使朝政元气大伤；喜好到处巡游观瞻，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到汉武帝晚年，大汉王朝已“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此时的汉武帝有所醒悟，终于萌生悔意，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检讨了自己的种种失误，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即将政策的重点转到减轻人民负担、恢复民力上来。

纵观汉武帝的一生，他对民族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但是在一些传统史家眼里，往往对他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谈论得多，而对他的开疆拓土评价不足，对他英气勃发、横扫宇内的一生缺乏总体的、客观的评价。对此，毛泽东是相当不满的。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工作汇报时，有感而发，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1957年，他在和新闻界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深刻指出：“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在这里，毛泽东既充分肯定由汉武帝的“雄才大略”造就了“鼎盛之世”，又中肯地指出了他“奢侈”“黩武”、迷信“方士”的错误，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大师一贯倡导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从不以个人好恶，不以成败论英雄。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声讨王莽的罪行，但毛泽东却肯定王莽的均田制，因其代表农民利益。

最能体现毛泽东坚持用“两点论”评价历史人物的事例，莫过于他对“大奸臣”王莽的评价。王莽是西汉灭亡到东汉建立的过渡性人物。他于公元8年篡汉建立新朝，在位16年。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声讨王莽的罪行：“滔天虐民，穷凶极恶……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据《汉书》记载，王莽为了实现政治野心，以过人的心计、坚忍的意志，韬光养晦，恭敬谦让，沽名钓誉。一旦时机来临，便毫不犹豫地篡汉自立，留下了千古骂名。毛泽东对王莽的政治野心家本质、对他“影帝”级的作秀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向来不以个人好恶、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知人论世，便常有出人意料的警言，惊世骇俗的评论。1926年，他在广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等教程。根据学员笔记，毛泽东当时对王莽就有这样的评价：“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王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的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了不得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以后地主阶级见王莽所定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取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刘秀卒得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者农民利益耳。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王莽较早注意农民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民利益，完全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观念，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鄙平庸，守成之君不可取

毛泽东个性刚毅，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早年他便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世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这种喜竞争、喜变化、喜开创的独特个性，直接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品评。例如他读《汉书》，对“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汉高祖刘邦，对征伐四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青眼有加，评价颇高，但对史家一致首肯的文、景二帝，却与众议相左，评价一般。

◆汉文帝刘恒（前202年—前157年）。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年～前157年），为汉高祖刘邦与簿姬所生，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9年～前141年），为汉文帝中子，在位16年。文帝、景帝前后执政近40年，史称“文景之治”。这也是我国封建王朝第一个著名的“盛世”。 汉高祖刘邦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顺民之情、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位7年，百废俱兴，老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文帝、景帝继位后，继续推崇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坚定地执行刘邦制定的既定政策，对内，“轻徭薄赋”“修德省刑”，尽量减轻人民负担；对外，继续实行和亲政策以求边境稳定，即使匈奴背约来犯，亦不发兵深入，以免耗费财力民力，烦苦百姓。文帝、景帝自奉甚严，他们俭省节约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景帝“无为而治”的结果是，到汉武帝即位时，“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呈现一片太平盛世景象。但文帝、景帝在总体上给人的印象又有些循规蹈矩，求稳怕乱，甚至守成多于创新，继承重于发展，在治国的实践上也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对同姓诸侯的坐大过于忍让，节制不力，优柔寡断，导致“七国之乱”的爆发；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治标不治本，苟安于一时，边患时有发生。但传统史家往往只留意文帝、景帝治国成功的一面而大加赞誉，对他们的墨守成规、封闭保守却视而不见。对此，一生力主开拓创新的毛泽东是大不以为然的。

◆《汉书》是毛泽东钟爱一生的一部史书。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结合他读汉朝的历史，谈到了对文帝、景帝的评价，强调指出：“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与胡乔木、吴冷西等人的谈话时又重提他4月10日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的内容，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谈话，主要是谈《人民日报》的工作，说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番评论。从毛泽东这些“随机”的评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读史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约束、总能见人所未见，不喜平庸保守、总是鼓励蓬勃进取的伟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毛泽东读《汉书》，不喜欢平庸守成之君，对“败家”之主的批评更是入木三分。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6年～前33年），西汉第九代皇帝，在位16年。《汉书》记载，刘奭不仅精通文艺，还柔仁好儒。被立为太子后，看到父亲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心里难过，便向父亲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了很不高兴，愤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以后的历史不幸为宣帝所言中，西汉由盛转衰自元帝始。元帝登基后，抛弃了“霸王道杂之”（即“外儒内法”，王道、霸道并用）的治国之术，热衷儒术，以《诗经》和儒学治国，不分良莠，重用儒生和宦官，使得朝政腐败，赋役繁重，社会动荡，加之自然灾害频发，西汉王朝自此走了下坡路。毛泽东在上述1957年4月10日、6月13日两次谈话，均提到了汉元帝，他说：“从元帝开始，（西汉）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意’，优游不断……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前汉自元帝始就每况愈下了。元帝好儒学，摈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 十年后，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个话题：“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到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毛泽东曾颇为幽默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有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难啊？“当皇帝”的不如“拉车”的，真是莫大的讽刺！不要以为这仅是句玩笑。其实这真实地反映出一个经天纬地的伟人对普通劳动者由衷的尊重，和对汉元帝一类无真才实学、仅靠“血统”当皇帝的误国之君的极度鄙夷。汉元帝满腹诗书，但毫无治国经验又听不进不同意见，最终成了西汉王朝衰落的罪人，毛泽东对他的点评发人深省。

评光武，最会用人的皇帝

东汉王朝（后汉）历12帝，延续近2年。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还启发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汉光武帝刘秀。

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本身兼有太学生、贵族、豪强三种身份。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他是唯一的有“太学生”身份的高学历知识分子。公元22年，刘秀与其兄刘縯在宛人李通所谓“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煽动下起兵于舂陵。初时兵力只有七八千人，不得不联合并依附于绿林军。次年刘玄的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公元23年6月，王莽命王邑、王寻率军40余万，企图一举消灭围攻宛城的绿林军主力。但王邑、王寻自恃兵多将广，不听劝告，决定先攻破昆阳，再进攻宛城。当时，昆阳城危若累卵，王邑、王寻“围之数十重，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尘埃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大敌当前，刘秀毫无惧色，他建议由王凤、王常留守城中，自己则亲率十三骑出城调集援兵。不久，刘秀从长陵等地率步、骑17精兵赴援昆阳，他自将步骑千余与王邑、王寻部鏖战，斩首数十级。汉军士气大振。随后刘秀又以勇士三千人，迂回敌军侧后，偷渡昆水（今河南叶县辉河），向王邑大本营发起猛攻。王邑依旧轻敌，下令各营勒卒自持，不得擅自出兵，自行和王寻率军迎战，王邑兵马陷入困境，王寻战死，诸将未敢出援。昆阳守军见城外汉军取胜，乘势出击。王莽军大乱，纷纷夺路逃命，互相践踏，积尸遍野。此时突然大风飞瓦，暴雨如注，河水暴涨，王莽军万余人涉水被淹死，水为之不流。新朝号称百万大军的主力覆灭于昆阳城下，三辅震动，新莽政权土崩瓦解。更始元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覆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之战”。毛泽东在自己的军事著作中，曾两次引用这个战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为了说明两军交战，弱势的一方，必须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道理，指出：“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论持久战》中，为了说明战争中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乃至最终决定战局的胜败，毛泽东列举了中外战争史上，一系列弱军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而战胜强大对手的典型战例，其中又举出了“新汉昆阳之战”这一战例。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时，对梁武帝名将韦睿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把刘秀摆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前头,可见毛泽东对刘秀杰出军事才能的由衷赞许。

毛泽东早年就对刘秀的事迹很感兴趣。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便有“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的记载。”1920年12月1日，他在致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信中，又化用刘秀给大将军岑彭信中“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的典故，说明人的欲壑难填。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新闻稿，信手拈来一段史料：“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身于南阳一带。”短短一篇新闻稿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阐明了南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突出了我军占领南阳的重大战略意义。

◆《后汉书·光武帝纪》

刘秀早年“性勤于稼穑，而兄伯升好侠养士，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就是说，刘秀早年喜欢种庄稼，其兄刘縯嘲笑他“事田业”胸无大志，有些像高祖刘邦之兄刘仲。而毛泽东对此却非常看重，在刘秀早年勤于稼穑的文字旁特地画上圈圈。《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刘秀“避吏新野”（因其兄伯升宾客杀人，刘秀躲避官府搜捕，避到新野邓晨家中）时，值“南阳荒饥”，“因卖谷于宛”。毛泽东在这里特地把注家李贤，转引自《东观汉记》中的“而上田独收”（独刘秀种田获得丰收）的一句注文，移写过来，用以突出刘秀善于耕田的技术。可见毛泽东看重刘秀的不仅是他书本知识广博，更看重他热爱劳动，重视实践，是种地的好手。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仅有书本知识又爱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是很看不上眼的。有一次他和工作人员聊到《资治通鉴》一书，说道：“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年也不行哟。”“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焚书坑儒，以为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毛泽东还有个观点：老粗出人物，“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但对刘秀，他在早年的读书笔记中却给了三个 “最”的评价：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还说：人常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刘秀是个例外，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在家读书，安分守己，一旦造反，倒海翻江。轰轰烈烈，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毛泽东称赞大知识分子刘秀文武全才，读书时认真做学问，一旦造反就一反到底，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而这其中是否也有毛泽东自身的影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