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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文章（一场由棉花引起的金融风潮，看汇丰银行在华百年兴衰史）讲到汇丰银行刚刚成立，就迎头撞上了世界性金融危机，汇丰银行的两根台柱英资宝顺洋行和美资其昌洋行破产倒闭，汇丰银行本身也一度摇摇欲坠。

这时站出来力撑微局的是鸦片贸易新科霸主沙逊洋行，从1866年起，沙逊家族所有在华鸦片贸易所得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在世界金融海啸的情况下，唯一还有超额利润的生意就是鸦片。

鸦片维持伦敦金融城和英帝国生命线的定海神针，再一次稳定了远东的局势，并且成为国际银行家们完成远东利益格局洗牌的一项有力的武器，就是在这一年为怡和洋行所阻挠而迟迟不能颁发的银行经营许可证，终于下发给了汇丰银行。

此时，兵强马壮的汇丰银行立即主动出击，开始在银行同业中重新洗牌。当时在华最具实力的外资银行，是最先进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丽如银行，他当时在远东的地位，正如当时一份报纸载文所称差不多就相当于英格兰银行在英国的地位一样。

为了应对1866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在华外资银行的领袖丽如银行打算在一种当时国际贸易中最流行的信用支付工具上做文章。这个信用支付工具就是汇票。什么是汇票呢？我们抛开法律条文不谈，我们假设有一笔国际生意，住在深圳的张三是买主，住在洛杉矶的麦克是卖家，张三需要向麦克支付货款。

可是如何支付呢？张三不会背着一箱现金乘飞机去洛杉矶给到麦克，而是会给麦克寄去一封信。而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张三在洛杉矶的另一个客户伊万。伊万有可能是一个商家，曾经在生意场上从张三那赊过账，借过钱。也有可能伊万是个银行，张三在伊万银行有储蓄存款。总之，不管伊万是商家还是银行，总之欠着张三一笔钱，张三写信给伊万，命令他把欠张三的钱支付给麦克。

写出这封命令书的张三，也就是所谓的出票人，也是这笔国际贸易交易的最终买家。而张三命令支付的对象伊万，就是所谓的付款人，其实也就是出票人张三的一个债务人，拿着这封命令信去找伊万要钱的麦克，也就是收款人，或者也叫做支票人。然后麦克拿着张三的这封书信，也就是一纸付款命令去找到伊万。

如果这封命令信上写到命令伊万见到这封信之后，未来的某个规定时间，比如三个月或者六个月之后再把钱支付给麦克。这封信就是即期汇票。然而麦克拿着远期汇票不放心，万一几个月到期之后，伊万不讲信用，放我鸽子怎么办？伊万为了让麦克放心，提笔在张三的这封支付命令书上写了一句话，我伊万一定在某某某日给你麦克支付多少多少钱，签了字画的押表明张三的命令，我伊万认了，这笔债务由我伊万来承担，这就是承诺兑付，简称承兑。

这种命令书也就是远期承兑汇票。如果伊万只是一家普通的商业公票，这纸支付命令书就是商业承兑汇票。如果伊万是银行，这就是银行承兑汇票。现在麦克拿着伊万开出的这张承兑汇票还是不放心，或者麦克急等用钱，等不及在规定的日期再去找伊万兑付。麦克为了早点拿到现金落袋为安，这张承兑汇票再转手卖给其他的商人阿布，这就是汇票贴现。等到票据到期之后，阿布会拿着这张汇票去找伊万兑现。

类似麦克把汇票转卖给阿布这种汇票的转让交易，一般售价都会比票面金额低点。这个差额就是麦克把票据的违约风险，或者也就是资金的时间成本转卖给阿布所必须要支付的价格。比如票面载明到期支付款项是一百元，而阿布购买这张汇票实际支付的价格是九十五元，而汇票到期时阿布会找伊万按照票面金额兑付。这个差额五块钱也就相当于是阿布的风险收益。

汇票是起源于早期国际贸易的一种结算方式。早在公元八世纪，阿拉伯商人就开始使用类似票据支付货款。到了十三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邦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广泛的使用这种票据并进化出了承兑汇票。这个汇票为啥重要呢？汇票可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一种信用支付工具，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金本位下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没有汇票就没有国际贸易本身。

丽如银行就是要以汇票为武器来应对1866年全球金融危机。1866年6月，在丽如银行的倡议下，包括所谓渣打银行、友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在内的几家银行达成协议，把过去一贯习用的六个月到期的汇票缩短为四个月。从1867年1月起，各外资银行在华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四个月到期的汇票。原因是因为造船业与航海技术的汇票，使得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航程大为缩短，继续使用六个月到期的汇票，有可能使得承兑汇票的商号利用货款到手，而汇票尚未到期的空闲时间，以到手的货款进行其他商业活动，从而造成潜在的违约风险。

用缩短汇票付款期限的办法，银行就可以指望商人在货物尚未脱手的时候，根据其存货所开具的汇票既已到期，因而必须依靠本次交易以外的资金偿付货款，因此只有资金比较雄厚的商号才能进行这种交易。而银行与他们打交道承担损失的风险也就要小得多了。这个在华外资银行同业之间的这份协议，遭到了汇丰银行的坚决抵制。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六个月到期的汇票时，汇丰银行则逆向操作，大量的吃进这些六个月到期的汇票。

不仅如此，汇丰银行还进一步利用其他银行只做四个月期票的机会，一方面以低价购进商人们急需脱手的六个月期票，也就是给这些六个月期的远期汇票进行贴现。而另一方面，汇丰银行又高价抛出大量四个月到期的本行承兑汇票卖给竞争对手丽如银行等。这一买一卖之间，汇丰银行赚取了大量的利润，仅仅是半年多的光景，汇丰银行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库平银迅速上升到了1300万两。

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银行投降，重新经营六个月的期票。在这场所谓期票大战当中，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象征着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一头衔，从老牌丽如银行头上转移给了汇丰银行。从此之后，汇丰银行成为中国外资银行的领袖，在汇兑存款、印钞、放贷等等业务方面，汇丰银行也同样在加速的运转是蒸蒸日上，汇兑业务是这个时期所有在华外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汇丰也并不例外。

在汇丰银行刚成立的头十年中，包括汇付贴现和承兑在内的汇兑业务迅速的增长，从1865年汇丰银行成立时候的只有1442万港元开始。到了1866年，因为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汇丰银行掌握了从香港、上海到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全部汇兑渠道。此后汇丰银行的汇兑业务逐年上升，到了1872年，年营业额就达到了7450万港元。

而汇丰银行大发展的另一项独门暗器则是大量的吸收中国储户的存款。汇丰银行成立之后，一改过去外资银行只重国际汇兑，而忽视商业存款的商业习惯，上上下下将抓存款作为当务之急，不仅从多方面吸收存款，而且金额是大小不拘。大宗款项固然欢迎，小额存款也并不嫌弃。

然而，真正使汇丰银行得以打开中国银行业存款市场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却是汇丰等西方银行在中国所享有的政治特权，中国人存款在汇丰银行，汇丰银行能依靠大英帝国的势力，拒绝清政府调查任何中国储户的账户。因为有了这个特权，汇丰银行的营业柜台，简直就成了清朝境内的离岸金融中心。在一个历史上产权一直无法得到明晰而有效保护的传统封建社会里，忽然破天荒的头一遭出现了一个封建朝廷管辖不到的财富避风港，哪怕是皇帝下圣旨要抄没哪位官员或者商人的家产，官府也不敢去汇丰银行查账。

也就是说不管干净不干净，这钱只要是进了汇丰银行的账户，那就是绝对安全了，这就吸引了无数中国民间财富进入汇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据统计，汇丰银行在1865年的存款余额仅为三百余万港元。而到了1913年，汇丰银行的存款余额竟然达到了两亿九千万元以上。此外，由于汇丰银行被港英当局视为是我们的银行，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港币的发钞权。在1872年，港英政府准许汇丰银行发行票面一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银行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的流通于华南各地。

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这一年二月份四大英资发钞行，也就是丽如银行、渣打银行、友利银行和汇丰银行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占到了总额的51%以上。汇丰银行通过发行纸币所掠夺到了财富同样是十分巨大的。在1893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所著的《盛世危言》中曾经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

此后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在中国是大量的流通，特别是在华南地区几乎替代了中国货币的地位，成为计价和流通的主要工具。通过吸收存款和发行纸币，汇丰银行掌握了巨额的流动资金，从而在办理商业抵押贷款和商业票据贴现等业务之外，还有能力办理对清朝政府处于政治和军事需求所要求的贷款。

不管是左宗棠平定西域的阿古柏叛乱，还是洋务派建设各种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和近代海军都曾经从汇丰银行取得过巨额的贷款融资。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行，也是港英当局的出纳行，也是所有在华银行同业的结算行。由此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英格兰银行。

这时已经完成了从鸦片贸易到贸易服务业转型的怡和洋行变得更为的现实。面对汇丰银行的强势，怡和洋行的新领导班子，也就是凯斯威克家族也不得不更加积极的去考虑怡和与汇丰之间的关系。从此，整个远东地区的金融格局为之一变。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银行的期许并不仅仅是让其充当管理在华外资银行的银行，而是要让汇丰银行成为管理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成为真正的全清朝的中央银行。

在金本位的时代，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清政府的债主，而让一个政府欠债最好的办法有两个。第一是战争，第二是政府投资的大规模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于是就有了从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一直到1874年，最终被平定的西北叛乱。绵延二十年不间断的战争，整个中国被打成了一片焦土，政府财政被彻底摧毁，不得不向金融机构大量的举债融资。

在这二十年国内战争结束之后，紧跟着也就是二十年的兴办西式企业的洋务运动，这同样需要大笔的融资。然而这时清政府举债融资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中国本土的金融系统钱庄票号体系。钱庄票号同时还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大量融资，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复原。

为了彻底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必须首先要控制中国的钱庄票号体系，而只有控制了中国的钱庄票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西方的国际银行家们对于中国经济命脉的纵深控制。就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有一位中国银行家站出来对抗国际银行家的大战略。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胡雪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