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贵州省黔东南的“苗疆”，是苗族，侗族，水族，布依族，土家族，仫佬族，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因其位于国家的西南边疆，与中原这个封建社会的中心地带相距甚远，地形险峻，交通不便，因此，该区域的开垦相对滞后。

至明朝前期，我国的农业总体上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粗放型状态。

自明清两代推行“军屯”“商屯”制以来，汉族从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大量涌入，从而使此地的农耕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一、黔东南地区“苗疆”开拓农垦

“军屯”是明朝实行“寓兵于农”的一项方针，其实质是让驻扎在此的部队在当地进行耕地的一项重要措施。

该系统最初是在元朝产生的，在明朝较为流行。

这是明、清政府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维护边疆安定而在贵州实行的一种政策，也是明、清政府在贵州黔东南地区，积极吸引中原和江南汉族移民到“苗疆”地区的一种重大政策。

明代之前，贵州巡抚杨茂勋曾在康熙四年上奏：

“贵州一省，万山之间，苗蛮丛生，言语不通，礼节不兴，故名“化外”。

从乾隆年间起，通过鄂尔泰和张广泗等人对黔东南一带实行武力征伐，并以“改土归流”为名设立“新疆六厅”。

导致一度被认为是“蛮荒”地带的“苗疆”正式进入封建政权的管辖范围，以征服并收服“化外”的苗族。

清政府在“苗疆”建立据点，并以此为借口，向起义者征收“卖地所得，编成一支军队，每人发一块六亩地”，建立了一种叫做“军屯”的屯田制度。

“军屯”以外地汉族士兵为主，其人数较多，共计“8个卫所107个要塞，驻兵7853户，使黔西南汉族人口大量流入”。

与此同时，国家也在大力的支持下，鼓励其他地方的汉族到这里来耕种。

据《贵州通志·前事志》记载：

“但凡身强力壮，能耕种土地的，愿意到苗疆承领当驻军的，可以得到上田六顷、中田八顷、下田十顷的优待，以及附属田山土的耕种。”

正是在这样的征兵体制下，中原及邻近诸省大量穷困潦倒的汉族农户被吸引到此充任“军屯”。

除了“军屯”之外，还存在着“商屯”。“商屯”也叫“盐屯”，是明朝盐商为向边疆征购粮食，以获得“盐引”而设立的一种屯田形式。

这也是自明朝以后，一个新的迁徙现象。明朝在交通要道、富庶之地和军事据点设置屯田，其目的是为了防范苗族起义，强化官府对当地的统治。

然而宣德之后，随着镇守之地逐渐遭到毁坏，官田不断被驻守官员侵占和私下买卖，明朝为保障军需，便采取“开中”政策，以激励商家兴办屯田。

《明史》记载：

"征发于边陲之地，名为"商营"。自清初六年起，播州、普定、铜鼓及镇远四县相继设立了“开中”衙门。

自那以后，商业繁荣，生意人络绎不绝，就连大陆上的农夫，也被征召到了这里。“来自川，黔，江，楚各省的人，都是争先恐后的想要进入黔中。”

据《明史》所载，“明初时，黔西南清水江一带有十八万余名兵丁迁居”。清朝时，汉族人口更多，《黔南识略》中有：

"由各参赞逐一统计"，古州地区有1267人，清江地区有593人，台拱地区有214人，八寨地区有724人，丹江地区有1261人，都江地区有466人。"

随着汉族移民的大批涌入，农地开垦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展，不少山林和荒地都被开垦为沃土。

苗疆自乾嘉年间，人口日益增多，耕种的人也越来越多，山上的土地几乎都被开凿得干干净净，连一块空地都没有留下。

乾嘉年间，黔东南屯田达十万余顷，对扩大农用地规模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在黔东南部“苗疆”地区推广应用新型农具及新技术

清朝之前，黔东南的“苗疆”主要以木锄、竹刀、木锄等木工工具为主要工具，铁制工具尚未大量应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十分低下。

中原和江南的汉族移民，通过“军屯”和“商屯”的方式进入屯田，通过发放耕牛、生产工具和种子等生产资料，使得内陆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得以迅速普及和应用。

比如，由于汉族的引入，更发达的熔炼技术和铁器和农业工具的制作技术也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苗刀”是我国苗族特有的一种优良的民族工艺品，它反映了我国苗族的锻造技术，早在明朝时，就已经有一些苗族人开始锻造和制作工具了。

根据嘉靖《贵州通志》的《贵州通志》，“清平县苗族，虽不务农，以工为业，善制刀、镖和铲子”，但在冶金工艺上，与北方汉族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小巫见大巫。

“军屯”“商屯”制度实施后，来自海外屯垦的汉族把先进的熔炼技术带到了这里，苗族与汉族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不仅如此，还主动吸收了来自异族的熔炼技术，使“苗刀”在铸造工艺和锋锐度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张澍的《续黔书》中有这样的描述：“苗族的刀子，要经过几十次的淬火，所以非常的锋利。

他们有一次试验刀子的时候，有一头野牛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一挥手，野牛的头颅就掉了下来，而那头野牛却走了十多步，才倒下，这是一种连它们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刀子。”

随着冶金工艺的进步，铁器的问世和应用越来越多，到了清朝中晚期，除了古州和其他一些偏远的山地，黔东南的“苗疆”都开始普及铁器。

而且，牛耕也被完全普及，甚至在一些不易牛耕的地方，也开始用手拉着铁犁来耕地。

随着牛耕技术的推广，铁农具的普及，翻耕的质量与效果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农用地的种植面积，增加了粮食单产。

在此期间，由于地形复杂，缺乏足够的水资源，使得当地的农业生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他们却能将汉族的耕作技术，灵活应用，不断创新，例如建造水轮，挖掘沟壑，修建堤塘，并根据特定的地形地貌，创造性的创造出适宜的灌溉方式。

比如，“以水为渠，以渠为渠，依地形而建，以渠从南到北，以北到南，以南到北。

黎平等人对灌溉机进行了改造，改造了“大者六十尺，高者径三尺，桶多者二尺，四尺”。

这种灌溉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以及对灌溉设备的改善，使农业生产的抗涝和干旱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确保了作物的稳定和丰产。

除此之外，人们在粪肥的应用技术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土壤特征，选择多种不同的化肥，如“粪，必合土性之寒暖。”

“大粪凉，黄土，红沙地之高燥者宜猪粪，同之马粪。炎热、寒冷、潮湿的地方，适合用油菜花，只适合用灰泥和大眼土，适合用牛粪。”

综上所述，黔东南地区“苗疆”铁器的普及，灌溉器具的改善，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都与“军屯”“商屯”等有关。

三、在黔东南地区引入和推广“苗疆”优良作物新品种

黔西南地区“苗疆”位于云贵高原上，以温和、潮湿为特征，却是一种喀斯特地貌，多为丘陵丘陵。

尤其是黔西南，地形复杂，山岭众多，平原少，丘陵多，农田多，以土壤厚度和土壤较为富饶的湖盆和水坝为主。

而“苗疆”又因其位于“雷山”一带，与国家接壤，又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故历来实行“羁縻”、“抚绥”、“民族自治”等策略。

居住于此的苗族已基本和中原断绝了交往，因而，中原和江南的发达文化也未能渗透进来。

从作物种类上来说，明朝中原和江南地区，主要栽培抗旱、丰产的小麦、高粱、黄豆、谷子、番薯等。

但到了清朝前期，黔东南的“苗疆”地区，仅有两种作物，一种是稻谷，另一种是玉米。

“军屯”和“商屯”的实行，尤其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军屯”，更是将这些优质、抗旱、高产的农作物引入到了中国，使中国的农作物种类大大增加。

根据古州守将在乾隆四年的报告，“新疆从来没有小麦、高粱、小米、大豆、芝麻、大麦等作物，自从安设屯军以来，当地官员便尽力鼓励种植，今年又有了收成。”

杂粮是除了稻谷等稻谷之外，还包括玉米、地瓜、小米等粮食作物，它们的产量都很高，而且抗旱性强，对土地的需求也不是很高，可以生长在半山腰。

清朝乾隆年间，“改土归流”以来，“军屯”“商屯”的汉族群众在该地区引入了大批的杂粮，并在靠近苗族聚居的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广和推广。

比如《黔南识略》就说：贵州“丘陵地带，适种玉米、燕麦和大豆，而红稗和水稗春夏两季收获都在这里。”

也有种粟米，红麦，绿豆，芝麻的。ll这意味着：清朝雍正年间，原本不存在的包谷、燕麦、大豆、粟米等杂粮在黔东南的“苗疆”广泛地种植起来。

同时，也能从苗语中得到验证。

在黔东南苗语中，“丢”一词就是汉族。黔西南清江堂苗族以“曹田丢”称呼包谷。

以“拉丢”称呼红薯，足以证明“包谷”和“红苕”等多种作物系由汉族传入或由“苗疆”传入。

增加种植种类和引入品质优良的种植种类，可增加可耕种的土地，增加农业生产。根据历史上的记载：“火烧深山，荒地一亩，收成倍增。

“古州，丹江，谷子高八丈，谷子五、六枝，穗大如栗子。”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分析认为，明朝和清朝在黔东南的“苗疆”实行“军屯”和“商屯”的政策，将大批的汉族迁移到了苗族居住的地方。

他们的进入，为当地带来了一股新兴的势力，不仅极大地扩大了当地的农田面积，还带来了一种更好的农耕文化。

比如改进了冶炼和灌溉技术，普及了铁器，普及了耕种技术，种植了更多的优良、更多的抗寒性作物，还懂得了肥料的施用。

使苗族和汉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清廷在该区域的统治更加稳固，使该区域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参考文献：

徐晓光．《清政府对苗疆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意义》
古治康．《论汉族移民对贵州的作用》
张廷玉．《明史·第五十三卷》
郭松 义，桑士光．,《清代的贵州古州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