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沁版的林徽因

许魏洲、李沁饰演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对于她林徽因，一直有众多传言。不过，通过《有朋从文》这本书中友人的视角，从沈从文与林徽因的来往中，我们应当可以更深入体会他们二人生命中那些除却光环外的情感与思想，更接近真实的林徽因与沈从文。

初闯入北京的沈从文早期进入香山慈幼院获得一份工作，是梁启超帮忙向熊希龄介绍的。那时沈从文可能是第一次与梁家有所交往。而他真正走进梁家认识梁思成与林徽因却是因为徐志摩的介绍。

沈从文与梁思成、林徽因相识后，更多的是与林徽因谈及文学的话题，林徽因还曾为沈从文主编的刊物撰写过小说和散文。后来，沈从文还把萧乾带进了林徽因家“太太的客厅”。萧乾为此曾撰文大赞林徽因的才气和气质，虽然处于病中，但见不到病容愁绪，林徽因着一套骑马装，飒爽、热情、健谈……自此，萧乾便与这位才女成为一生的挚交。

情感问题的倾诉

1933年11月中旬，林徽因致信沈从文：“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听听风知道枫叶又凋零得不堪，只想哭。昨天哭出的几行勉强叫它做诗，日后呈正。”

在这封信里，林徽因还提及，她看到了沈从文编辑刊发的萧乾作品《蚕》，说可以见见这位作者：“萧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的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

对于林徽因的复杂心境，沈从文多少是有些了解的，她好客，也好谈论，与朋友们在一起，或许能够多少消除一些她的愁绪。因此沈从文很快致信给萧乾，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他那篇《蚕》，要请他去她家吃茶，并向萧乾征求下具体时间。

后来这场约会就定在了那个星期六的上午。在萧乾后来的回忆里，这次见面非比寻常：“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早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北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

病中的林徽因依然优雅、健谈，而且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当时在场的梁思成和金岳霖只是坐在沙发上抽烟斗并聆听林徽因的谈论，这一切都给萧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些情景也同样感染着在现场的沈从文。无疑，这样的女性是真诚的、独立的，也是值得信赖的。后来当沈从文遇到了情感上的困惑时，自然想到向她求助。

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曾写过回忆，其中就提到沈从文与林徽因的友谊：“写《边城》的著名小说家沈从文在湘西的偏远山城长大。他早年在湘西一带当过兵，往来于川、湘、鄂、黔等省边区，经历了各种生活。二十岁时受‘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奔赴北京，开始其文学生涯。现在他住在北京，以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写成了许多小说。他一度在清华教书。一九三四年，他当上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而徽因的大部分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他和徽因差不多年纪，她很喜欢他作品的艺术性和它们所描述的那种奇异的生活——距离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遥远。他们之间发展出一种熟稔的友谊，徽因对沈从文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像她的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找她想办法。”

费慰梅早年在北平时曾频繁出入梁家，也是林徽因的挚友之一，应该说她是见证了林徽因与一些朋友的交往的。在她的印象中，沈从文在遇到感情的问题时曾向林徽因求助过。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于林徽因的信任，同时还有林徽因能够区别于他人的理解之心。

根据费慰梅的回忆：“一个例子是，沈从文所爱的年轻妻子回南方娘家去了，把他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北京。一天早晨，他几乎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拿出刚刚收到的一封妻子的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对徽因来说，这样琐屑的感情纠葛也是习以为常的生活内容。”

从沈从文与林徽因的来往书信看，这件事应该发生在1936年年初。当时林徽因曾专门回信给沈从文详解其中的渊源，并建议他再去找金岳霖谈谈看：“世间事有你想不到的那么古怪，你的信来的时候正遇到我双手托着头在自恨自伤的一片苦楚的情绪中熬着。在廿四个钟头中，我前前后后，理智的，客观的，把许多纠纷痛苦和挣扎或希望或颓废的细目通通看过好几遍，一方面展开事实观察，一方面分析自己的性格情绪历史，别人的性格情绪历史，两人或两人以上互相的生活，情绪和历史，我只感到一种悲哀，失望，对自己对生活全都失望无兴趣。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死去；减少自己及别人的痛苦！这或是暂时的一种情绪，一会儿希望会好。”

林徽因在这封长信中一方面表达对沈从文情绪痛苦的同情和理解，一方面又表达她自己也陷入感情生活的痛苦之中，并说“在情感上我却很羡慕你那么积极那么热烈，那么丰富的情绪”。此时的林徽因也在经历感情的折磨，她说自己已经整整哭了二十四小时，因此沈从文的经历反倒使她也在做着反省。

林徽因在信中劝说沈从文：“想做的事太多，并且互相冲突时，拣最想做——想做到顾不得旁的牺牲——的事做，未做时心中发生纠纷是免不了的，做后最用不着后悔，因为你既会去做，那桩事便一定是不可免的，别尽着罪过自己。”“二哥，别太虐待自己，有空来我这里，咱们再费点时间讨论讨论它，你还可以告诉我一点实在情形。……你一定得同老金（金岳霖）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同情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后来，林徽因还把这件事告知了好友费慰梅，费则对此抱着一种对人性好奇和探索的心理，并且以此说明文学创作的新锐和永无止境。“要是我写一篇故事，有这般情节，并（像他那样）为之辩解，人们会认为我瞎编，不近情理。可是，不管你接不接受，这就是事实。而恰恰又是他，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而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感情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于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自己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到了雪莱，也回想起了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上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及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显然，林徽因是能够理解沈从文所倾诉的情感困惑的，因为他们都拥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作家思维和诗性的情绪。

热情好客的湘西人

在徐志摩去世后，可以看出来沈从文与林徽因交往颇多。沈家与梁家也常有来往。

沈从文夫妇（后排）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前排左起）

谈论文学、文学刊物的发展、诗歌的趋势，林徽因与沈从文总是有着共同的话题。1936年3月31日沈从文致信胡适：“《自由评论》有篇灵雨文章，说徽因一首诗不大容易懂（那意思是说不大通）。文章据说是实秋写的。若真是他写的，您应当劝他以后别写这种文章。因为徽因的那首诗很明白，佩弦、孟实、公超、念生……大家都懂，都不觉得‘不通’，那文章却实在写的不大好。”

或许正是因为有着同样的文学理念和对诗歌的理解，使得沈从文有必要站出来为林徽因的诗作做诠释，他很欣赏林徽因的才情，希望她能够不受干扰继续创作。或许梁实秋为了某些观点只是随手举了例子，但在沈从文看来，有失公允的评论不应该是针对林徽因的作品。

在此后的战争时期，沈从文与梁思成、林徽因更是一路多次相伴，一同迁移到了昆明。

沈从文一度先期到达武汉珞珈山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则到了长沙。林徽因于1937年10月致信沈从文说：“现在第一件事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又都在距离相近的一处了。”在信中林徽因还对未能在离开北平前去看看张兆和而表示歉疚，她说感觉像是自己把留在北平的好友故意狠心抛下似的。

陷于战争时局，一路遭受病痛折磨的林徽因只能听天由命，她说自己“心里有时像个药罐子”。但在此时，林徽因却对无法帮助于前线的战争而感到内疚，她分外同情在天气寒冷之下衣着单薄的前线战士，为此她致信沈从文：“二哥，你想，我们该怎样的活着才有法子安顿这一副还未死透的良心？”

不久后，沈从文与杨振声、朱自清到长沙与林徽因、梁思成会合。当时沈从文还陪着林徽因、梁思成登上了长沙西南角的古迹建筑“天心阁”，并接受地方友人的宴请。

后来，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因为要继续前往昆明，遂与沈从文等人在长沙分别。林徽因在别后致信沈从文：“在黑暗中，在车站铁篷子底分别，很有种清凉味道，尤其是走的人没有找着车位，车上又没有灯，送的打着雨伞，天上落着很凄楚的雨，地下一块亮一块黑的反映着泥水洼，满车站的兵开拔到前线的，受伤开回到后方的！那晚上很代表我们这一向所过的日子的最黯淡的底层，这些日子表面上固然还留一点未曾全褪败的颜色。”

在信中，林徽因一再述及自身肺病的痛苦和折磨，她对未来的日子充满着消极和绝望，同时还有心里的孤独和冷寂。她提起了少时随父在英国居住的情形，父亲忙于公务演讲，她一个人闷到了极点，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咬着手指头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她毫无顾忌地向他袒露心扉，尽情倾诉着自己的烦恼和痛苦，就像是对着家中的一位老者，或是交往多年的挚友。

在此之后，林徽因又写了好几封信给沈从文，叙述其一路逃难过程和心绪。在这期间，林徽因和梁思成还路过了沈从文的家乡湘西沅陵，并得到了沈家的热情帮助，使得梁思成和林徽因颇为感恩。在这之前，沈从文专门致信在家的大哥沈云麓，请他在林徽因、梁思成经过时提供必要的照顾和帮助。

当林徽因和梁思成还在长沙时，沈从文就致信沈云麓，请他买上二十斤猪肉做成熏腊肉，一半寄到长沙来给杨振声等人吃，余下的给路过的梁思成夫妇带走：“若思成等过路太匆忙，不能住，就望为购二三元溆浦大开刀橘，送他们解渴。另外还预备点可以在路上吃的菜，譬如保靖的皮蛋，龙山的大头菜，安江的柚子，家作的卤鸡。”

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及他们的孩子，还有梁家老人可能路过湘西自己家里这件事，沈从文是格外的热情和用心，他早早致信大哥沈云麓，说到时一定要解决两件大事。一是带他们去看看辰州龙兴寺。“你能不能设法，向当地大老、绅士、和尚、驻军（也许驻了军队）设法，使他们得到种种便利，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这座大庙。”

沈从文深知梁思成与林徽因对于中国古建研究的投入，希望他们能够看看湘西这座据说有千年历史的古刹。为了节省梁思成一行的时间，并确保龙兴寺是值得一看的，沈从文还以个人对古建筑的研究常识拜托沈云麓先期去实地拍照，或是弄几张照片寄到长沙来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看看，以便他们作为研究使用。

还有一件事是解决梁思成一家人的住处问题，沈从文主要是考虑到梁家老人和孩子在路上行车十天八天的劳累，“我相信他们若住在我们的房子大楼上，看看你种的花，吃吃你作的拿手好菜（只是辣子得少放些），住十天或半个月，上路一定好得多。……上路时，最好是为作点暴腌肉和牛肉巴子等物。若他们来了，招待需廿卅，我当设法为你汇来”。

当时的沈从文生活仍然处于艰难时期，甚至有时要靠向亲戚借钱生活，而远在北平的张兆和与两个孩子也是生活拮据。即使是在这一境况之下，沈从文对于朋友的事项总是一如既往地热情和用心。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

1937年12月9日，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人来到了沅陵，这里风景宜人，主人热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愉悦的印象。为此林徽因在经过之后致信沈从文说，战争结束后一定要再来沅陵：“沿途景物又秀丽又雄壮的就使我们想到你二哥对这些苍翠的，天排布的深浅山头，碧绿的水和其间稍稍带点天真的人为的点缀，如何的亲切爱好，感到一种愉快。天气是好到不能更好，我说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哀愁的话，这旅行真是不知几世修来。……今天来到沅陵，风景愈来愈妙，有时颇疑心有翠翠这种的人物在！沅陵城也极好玩，我爱极了。你老兄的房子在小山上，非常别致有雅趣，原来你一家子都是敏感的有精致爱好的。我同思成带了两个孩子来找他，意外还见到你的三弟，新从前线回来，他伤愈，可以拐杖走路。他们待我们太好！（个个性情都有点像你处）。我们真欢喜极了，都又感到太打扰得他们有点不过意。虽然，有半天工夫在那楼上廊子上坐着谈天，可是我真感到有无限亲切。沅陵的风景，沅陵的城市，同沅陵的人物，在我们心里是一片很完整的记忆，我愿意再回到沅陵一次，无论什么时候，最好当然是打完仗！”

在信中，林徽因全家对沈从文家人的热情招待感到非常亲切，在沈从文那美丽的家乡短暂居留后，林徽因精神大好，很是受到鼓励，对生活的前景也是大为乐观。她致信沈从文说：“只要有着信心，我们还要再见的呢。”

林徽因与梁思成

但是当到达昆明之后，林徽因又因受到现实困境和生活窘迫之影响，身心再次陷入忧郁。当时为了应付高价房租，林徽因要爬山行远去云大执教，以补贴家庭收入，但仍常常入不敷出。同时，林徽因还为自己在此时不得不丢掉心仪的古建筑研究而感到难过。

那一时期的昆明，各地知识分子云集，从而出现了一种“抬举”梁启超先生思想之风，由此波及在此维持生计的梁思成夫妇。为此，林徽因只得向沈从文“诉苦”：“到如今我还不大明白我们来到昆明是做生意，是‘走江湖’还是做‘社会性的骗子’——因为梁家老太爷的名分，人家抬举这对愚夫妇，所以我们是常常有些阔绰的应酬需要我们笑脸的应付——这样说来好像是牢骚，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就是情感良心均不得均衡！”

除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林徽因心里还积蕴着抑郁的情绪，她怀着满心的信任向沈从文倾诉，并在信中自问：“我问我自己三十年底下都剩一些什么……”

此时林徽因正在步入不惑之年，她在此时到底在感怀和内疚些什么呢？恐怕沈从文也难以给出解答。但对于林徽因来说，能有一个好朋友供她倾诉，就足够了。

特殊的家人

时间倏忽来到了1948年年底，那时沈从文精神几近崩溃。大家跑来探望，说着这样那样宽慰的话，都无济于事。

沈从文与梁思成

最终梁思成和林徽因出面帮助解决了问题，他们邀请沈从文去他们所在的清华园家中休养。在家人和友人的劝说之下，沈从文在1949年1月底入住清华园。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好友罗念生前来把他接过去。沈从文次子沈虎雏记得很清楚：“二十九过年，好多朋友来拜年，问长问短。妈妈独自应接，强作笑脸，明显憔悴了。这个年真没劲，我们都想着几十里外，另一个天地的爸爸。”那一时期，沈从文俨然成了梁家一位成员，说是“一位特殊的家人”也不为过。

在入住清华园初期，沈从文依旧被精神紊乱折磨着。他茫然四顾，意志消沉。张兆和频繁致信给他，希望他能在朋友们帮助下早日走出困境。“后来中和来了，说起你一路情形，说起见到思成一家人，你们一同吃饭情形，我想到你在那样朋友环境中精神兴致都会比较好，我也高兴了。……多同老金、思成夫妇谈话，多同从诫姐弟玩，学一学志摩永远不老的青春气息，太消沉了，不是求生之道，文章固不必写，信也是少写为是。”

张兆和在信中力劝沈从文要多与朋友们接触，就像是他从前那样对朋友的热情，同时更要依靠自己的意志力彻底实现恢复，不只是为了朋友，更是为了家人，为了国家。但沈从文仍是“一意孤行”。他曾多次在张兆和的来信上做批语，其中有言：“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这里大家招待我，如活祭，各按情分领受，真应了佛家所谓因果缘法。其实真有人肯帮助我是给我足量的一点儿。我很需要休息。这对大家都不是坏事。一个柔和结尾，有什么坏。”

对于沈从文在清华园的情况，张兆和多少有点无能为力，毕竟隔着一段距离，而且他们当时在认识上有所分歧。此时的张兆和只能致信梁思成、林徽因求助。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怀着真诚之心给予帮助，他们首先对于张兆和的信任感到欣慰，并详细转达了沈从文在此的生活细节种种，其中转达的细节颇为用心。如沈从文在此来往的朋友，如几点吃早饭、饭后做什么，如几点吃安眠药，并且特别强调说安眠药是由极令人信任的好友金岳霖负责按时发放，确保沈从文在此无恙。

令人欣慰的是，在此入住一段时间后，沈从文的睡眠渐渐得到改善。病中的林徽因致信张兆和：“二哥第一天来时精神的确紧张，当晚显然疲倦但心绪却愈来愈开朗。第二天更显愉快，但据说仍睡不多，所以我又换了一种安眠药，交老金三粒（每晚代发一粒给二哥），且主动临睡喝热牛奶一杯。……看三天来的进步，请你放心他的一切。……您自己可也要多多休息才好，如果家中能托人，一家都来这边，就把金家给你们住，老金住我们书房如去年也极方便。”

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给予沈从文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使得张兆和极为感动，她在致信沈从文时一再表达自己的感动，并期望沈从文能在这人间真诚的友情前再次站起来。“王逊来，带来你的信和梁氏贤伉俪的信，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友情，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王逊走后我哭了一阵，但心里很舒畅。……听说徽因因自己也犯气喘，很希望你能够振作起精神，别把自己的忧虑增加朋友的忧虑，你的身体同神经能在他们家里恢复健康，欢喜的当不止她一人。”

在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张奚若、王逊等朋友们的帮助和照顾下，在张兆和一再的鼓励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原有的神智和理性。他在回复张兆和信中也开始树立了信心：“我在重造自己。”

虽然沈从文的前景还尚不明朗，但他毕竟是有了点向前的信心，这使得张兆和大为欣慰，她致信林徽因、梁思成一再表达谢意，并对林徽因的病情表示关心：“你们为二哥起居生活安排的太好了。他来信说，住在你们那里一切都好，只是增加了主人的情绪担负，希望莫为他过分操心，就安心了。他又说，正在调整自己，努力改造自己，务使适应新的未来。我相信他的话。希望他在清华园休息一阵子，果然因身心舒畅，对事事物物有一种新看法，不再苦恼自己，才不辜负贤伉俪和岳公、熙公们的好意。听王逊说，徽因先生招了凉，犯气喘，间或还发烧，望能多休息、少说话，别为二哥反疏忽了自己。”

很难想象孤立无援的沈从文如果没有林徽因、梁思成一家及几位挚友的相助，会如何渡过难关，只要看看他那一段时间的书信和日记，即可发现他已经把自己从这世界彻底孤立了出去。沈家人在很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心怀感恩。

最终沈从文还是在一众朋友的帮助和家人的鼓励下走出了困境。随着他1949年8月进入国立历史博物馆工作，开始了他颇感兴趣的文物研究，他的精神生活终于步入了新的轨道。

暮秋梦远，故人不再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因病离世，享年51岁。“暮秋梦远，一首诗似的寂寞，真怕看光影，花般洒在满墙。”（林徽因《空想》）

病中的林徽因

1955年8月31日，沈从文致信沈云麓提及林徽因的去世：“几年来熟人都在陆续成古人，思永、徽因、朱佩弦、丹波、洪深，令人感到警惕，必须好好多为人民做点事情，不然真是对不起时代。……”沈从文的茫然或许只是缺乏理解的心理反应，随着故人先后离去，还有多少朋友能真正理解沈从文呢？

1962年8月，沈从文随大批作家到大连参加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上不少作家劝沈从文写写小说，但他似乎并无兴趣，他最终把视线落在了同来参会的老友金岳霖身上。

金岳霖

沈从文用他的妙笔勾勒出一位与众不同的哲学家身处在哄哄闹闹的世界之中：“老金只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翻扑克牌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住在叔华家情形，后来搬到北总部胡同情形，和到昆明我们住处喂鸡情形。在这里看他客厅中一个人玩牌（和洋老太婆卜课一样），我坐拢去问他，他说‘无聊’才玩这个。同样是这两个字，用到他生活里，我才明白这两个字的分量。的确是有一点儿分量！人都说他‘怪’，神气的确怪，但事实上和他一熟，将承认他是个最近人情的人了……一个人不结婚到了老年，实在是相当惨，特别是到这么一种过渡社会情形里，所学的一行也没有充分得用机会，另外许多长处，年青人都学不来了。趣味广博，知识广博，如和卅岁以下的年青人生活多有些接触，照理都可以使得卅岁以下的年青一代生活活得更扎实丰富，但却没有机会这么接近年青人了。等他搬新家后，我们全家福带上张之佩去作一次客吧。”

沈从文这些话看似是对金岳霖的同情和理解，其实何尝不是对同时期老友们相同境遇的心声抒发？

到晚年时，沈从文仍是一如既往地想着老朋友们，回顾他漫长的一生，友情在他身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此他在1981年忆及徐志摩等众多老友时提及：“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友朋从文》